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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位被书压死的书店老板
梁文道
“二楼书店”是香港特有的产物，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受迫于香港日见高涨的惊人租金，专售人文社科书籍的小书店纷纷由地面搬上了残旧大楼的二、三楼。而“青文”就是其中的代表者了，一度是香港前卫文化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的聚脚地。卖书之外，它还是个小型出版社。专出市场不大(如果不是极小的话)但品位甚高的学术及文学书籍。在圈子里相当有影响。而本文主角罗志华，就是“青文”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它后期的唯一股东。——作者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
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手机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了，刚过去的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一箱箱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三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诺瓦利斯，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向自己的肋骨……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圈，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专售英文学术书籍，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开始，我总是光顾“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书我还买不起。而“青文”曾经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倒是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如今，“二楼书店”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原义不可考的名词，因为真正的楼上书店甚至被香港高昂的地价逼迁到十一楼了。
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内地文化热方兴未艾，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与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大丛刊书系不只冲击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让我们香港读书人对中国的未来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台湾正是解严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当年的台湾出版物记录了这一切，总是叫我们大开眼界。至于香港，新左余威犹在，一度锐气十足的“新文化人”正吹着欧陆风，福柯、罗兰·巴特、阿尔杜塞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一股脑地进占了主流报刊的专栏角落。而在大家都还没听过“文化研究”的时候，吕大乐与吴俊雄等刚放洋回来的青年社会学家也开始了他们的普及文化社会学笔记。中文的“青文”与英文的“曙光”就是内地与香港、台湾这三种新势力的汇流地。去逛“青文”和“曙光”，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内地的新启蒙运动已经终结，陈水扁束缚了台湾的民间力量。香港，“新文化人”差不多都转行了，而曾经是华文世界第一本福柯专论作者的邵国华，跑去办了一份叫做八卦与消费并重的杂志《Yes》。
还有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款机旁编书校对，经营他的一人出版社。他出版了在德国研究民俗学的陈云回港后第一本专栏文集，出版了香港“酷儿研究”先锋游静、城市浪人陈冠中、民间学者丘世文、德勒兹专家罗贵祥……丛书的名字很有气魄:“文化视野”。那时每次见他，他都说“最近实在太忙了”。如此细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该不该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么好忙的呢？可是看起来他又真的很忙，永远坐在收款机旁吃盒饭，一副动弹不得的模样。只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空去楼下吃饭，但那天轮到我忙了，我赶着去录电视节目，“嗱，我呢啲就叫做忙啦，你估我真系唔驶做呀。”(作者按:此为粤语，意即“看，我这才叫做忙，你以为我真闲着没事干吗？”)没想到我竟然如此回答。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些什么，竟然是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太多太多的象征意义，象征太多太多的过去与失落。我宁愿记住一些具体的个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后一天，老友马家辉来电，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把这么多年积下来卖不出去的大量藏书搬到货仓。这天恰巧我又要录节目了，去不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那如山似海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的台湾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一见就喜欢，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么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柜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后来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告诉他:“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拿去吧，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的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别去想那可怕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瞪着眼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拿书呢？
后记:
然后，我找出以前的电话本，做一个最近两年开始越做越多的动作:删去你的名字与电话(虽然那是早已失效的号码)。过了两天，和朋友谈起你的事，我认真地对他说:“无事常相见。”原来我们这么快就走到这个年纪了。
我想你是看不见的了，但就当作为了我自己吧，录一首策兰的诗给你:
《给福兰绪的墓志铭》
世界的两扇门
一直敞开着:
是在黄昏
被你打开
我们听见他们碰呀撞呀带着不可捉摸
总是带着绿色进入你
(摘自《书城》200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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