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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斌如
现在回忆起来，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竟那么幸运，能够把文学前辈、大作家、大教授施蛰存先生请来为我们“打工”，非但无分文报酬，而且他自己还要倒贴来往车费！
在我一生的工作中曾邂逅不少贵人，施蛰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与他始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记得那是一个冬日，我去愚园路他的住所造访。当我拾级走上二楼，只见扶梯转弯处，昏暗中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着深咖啡色棉袄的老人。“欢迎，欢迎你的到来。”是施先生早已站在家门口迎候了。
先生把我引进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房内的简陋令我暗暗吃惊: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中间一张小方桌，上堆满了书籍，另就是一张咫尺宽的单人床，其他似乎再无余物。我刚准备在房门边上的一只“凳子”上落座，施先生急忙上前阻拦，请我到对面的一张靠背椅上就坐，而他却在那“凳子”上兀自坐下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只“凳子”是一个抽水马桶！上面铺了一块板，凡有客来访，这个位子就是他自己的“专座”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老作家，竟落难到如此地步！
施蛰存先生为人真诚热情，丝毫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三十余年来的交往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而且他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引路人。
上世纪70年代我正负责编纂《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施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托赵家璧先生转我一信，信中大意是:对丛书目录的编辑甚为高兴，正合符吾多年愿望，如需要本人帮忙的话，一定效劳。我就是带着这封信，冒昧登门造访的。谁料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热心人，如同在大学课堂上教他的学生一样，非常耐心、亲切地与我讲述中国丛书的特征；古典文献丛书和近现代丛书的区别；还详尽传授了他自己以往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各种文艺丛书的经验。这天，我们整整畅谈了一整个下午。这是他专为我一个人开设的“课堂”。
此后，我们在编“丛书目录”索引时，遇到考证等问题或疑难，便常去请教他。他从不厌烦，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个个难题。一次，他索性对我说:“把你所有难点疑点集中起来，还是由我到图书馆去吧，这样我可以一边翻书，一边解决问题，既快又省。”
果然，不久施先生就来到我们办公室“打工”了。他每次来总是穿着一套深灰色半新旧的西装，外面加一件同色的西式大衣，下着一双黑色皮鞋，精神十足。他以潇洒的风采和幽默有趣的妙话，赢得图书馆人员的兴趣。在彼时都以“同志”相称谓的年代，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施先生”。
记得有一次，他为了一个外国作者的不同译名和书名大伤脑筋。法国马洛特(H.MaLot)，曾先后被译为马洛脱、麦洛脱、马洛、莫奈德、爱克脱、麦罗等八种不同的译名，而书名也被译得各不相同:《孤儿飘流记》、《苦女奋斗记》、《苦儿努力记》、《孤伶少年》、《苦儿流浪记》、《苦女成功记》等。这八种不同的书名和译名，究竟是一个人所著，还是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呢？施先生逐一推敲，他从不同版本的内容作仔细比较，一边翻书，一边手指轻敲着桌子思索着。当能够确定时，他大声说道:“好了，答案就是一个人！”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这时他又很认真地用上海话讲了一句:“这些混乱的汉译名，真正害煞人。”
现在回忆起来，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竟那么幸运，能够把文学前辈、大作家、大教授施蛰存先生请来为我们“打工”，非但无分文报酬，而且他自己还要倒贴来往车费！他这么古道热肠地扶植一个原来并不相识的陌生人，帮助成就一件事，其大家风范和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最后一次见面他高兴地送了我一本《云间语小录》，并在书上签名:“斌如大家留念，施蛰存时年九十六。”我见后马上说:“怎么我成了‘大家’了，在您面前我真要无地自容了！”我又疑惑地问道:“您今年不是98岁了吗？”他认真地说:“没错，侬为啥要我加两岁，我还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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