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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阿毛
霍俊明:你的一些诗作近年来曾引起了一些争议，如《当哥哥有了外遇》所引起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议，那么当这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你怎么认识这些相关的论争？
阿毛:这首诗的成因，我在前面提到过。它确实是我写作中的一个意外。但这个意外是那么的有力量和打击力，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在这首诗中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以及这种社会现象中当事人的反应，没想到它触怒了这种社会现象中的男权，更没有想到它会卷入“新诗有无传统”及“口语诗是不是诗”、“是口语诗还是口水诗”的争论。
这首诗最早见于2002年第3期的《诗歌月刊》。此后它不断被各种诗歌选本转载，也经常被谈到是一首好诗。但没想到它从2003年5月到2004年底一直卷入“新诗有无传统”及“是口语诗还是口水诗”等的争论中。当时有不少我并不熟识的诗人、诗评家纷纷著文来评论这首诗的“好”。正是这些论争，让我确信:这首诗是“一首相当有力量的诗，一首优异的口语诗”，我个人诗歌写作上一首重要的诗。
这是新世纪以来，我的诗歌写作所处的一次大的争论。其实早在2002年12月的《枪挑湖北诗坛》中我遭到过署名为“程咬金”——实则是一小部分具有江湖霸气的湖北诗人——的恶评。这次的“枪挑”让我愤怒的是他们采取的双重标准——即对同仁的一个标准，对异己的另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让我愤怒的原因他们并没有读过我2000年以来写的诗——《女人辞典》、《午夜的诗人》、《爱情教育诗》……以及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的诗——就对我全盘否定。有诗人对我说:“……阿毛，你看有了那次‘枪挑’后，你的诗歌变化多大啊，那首《当哥哥有了外遇》写得很好啊！”我回答说:“你弄错了。这首诗是我在‘枪挑’之前就发表在《诗歌月刊》上的，是2001年写的，在‘枪挑’的一年前写的、大半年前就发表出来的，不信你可以查一查当年的《诗歌月刊》。”
插入这些内容，我只是想证明:我个人的改变是内部的，自觉的，而不是外力的。同时我也想表明: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或进入小圈子，或远离诗坛——说不定又会有什么枪子扫过来:全都是因为在场，因为你在写；或者你曾经在场，曾经写。
现在，我对任何争论只有一句话:你们骂你们的，我写我的！
也许它们在短时间内可以夺走我的嗓音，打击我的信心，但是永远夺不走我的道路。
霍俊明:近年来你在文坛上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而我看重的是你的多重性。你的写作同时在诗歌、小说、散文之间展开，你是如何均衡这些不同文体之间的写作的？
阿毛:以前我写作诗歌、小说、散文的日子还是有很明显的时间段，即某段时期集中写诗歌，某段时期集中写小说，散文一般在诗歌写作向小说写作的过渡时间段写。而现在，我有时候一天都可以写三种。以前一年之内要完成的文体转换，现在我一天之内都可以做到。这种转换除了我的心境、情绪与思考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文体的材质、内容触动了另一种文体。举个例子吧，2001年终被约写个中篇，可当我写了2000字左右后，为这篇小说定题目时，突然就噼噼叭叭地写成了那首《当哥哥有了外遇》的诗。这一转换在我个人的写作史上称得上是奇迹。我就像一个裁缝，抱着做一袭华丽旗袍的打算，却做了一条惹是生非的超短裙。全然不顾这件超短裙上还有小说和散文的墨线。后来的反应证明，正是这最初的去不掉的墨线成就了这首诗。由此我发现，小说和散文写作根本就不会影响到诗歌，它们更多地促进了我的诗歌写作，给我的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元素和素质。而诗歌写作也会反过来引导我的小说和散文写作，帮助我更好地处理它们的语言和结构。
霍俊明:你认为目前女性诗歌是否与80年代甚或90年代有着不同的质素和转变，在你多年的诗歌写作中是否也有着某种变化，尽管不可否认你的诗歌写作一直有一种连贯的质素，比如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时间感。
阿毛:目前的女性诗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肯定有着不同的素质与转变，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女性意识与性别立场上，仍然有一种本能的、潜移默化的传承。早期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与性别立场，至今仍然是对中国女性诗歌的精神成长史最为完整与最有力的贡献。它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女诗人。其实，女性意识与性别立场在女人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天赋的本能。可是在女诗人的诗歌中却构成一种非凡的艺术震撼力。翟永明、伊蕾的很多诗歌就是最有力的明证。新世纪的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与性别立场似在淡化，其实是已经深入骨髓，或者说根本就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这种深这种长令女性意识与性别立场在女性诗歌中散发出自然与亲切的光芒。所以，我从来都不主张“无性别写作”、“中性写作”。优秀的写作者就是要写与生俱来的差异与不同，并于差异与不同处写出人类的共性。
但我们不能就此无视目前女性诗歌不同于以前的素质与转变。仅就我自己而言，虽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时间感一直贯穿了我的诗歌写作，但我的变化也是相当明显的。我的诗歌创作大致可用三个时间段来划定。第一个时间段是1988年至1992年，第二个时间段是1993年至1997年，第三个时间段是2000年底至今。前两个时间段的作品分别收录在《为水所伤》、《至上的星星》这两部集子里。前者是饱蘸激情的青春期写作，它的意义就是对青春期纪念。后者其实是一个女人、一个女性写作者的诗歌传记——一个人从女孩到女人、从女人到女诗人，从女诗人到一个超越性别的思想者的成长史。这两个时间段的诗歌变化，其实更多的是表现在写作内容的变化，写作风格的变化并不很大。用六个字来概括:激情、高蹈、“向内”(张桃洲语)。1998年至2000年我基本上没写诗，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但对诗歌的思考并没有停止。2000年底，以《女人辞典》为开始，写了一系列个人诗歌写作史上的“鸿篇巨制”，包括《午夜的诗人》、《我和我们》、《爱情教育诗》等等。这些大都是那种惊涛骇浪似的诗风。一直到2004年初，诗风由“惊涛骇浪”转变为“静水流深”了。这段时期我不再追求诗歌创作中那些惊涛骇浪的，或者坚硬的素质，而是用静水一样安静而平缓的诗风，用时光赋予的柔软嗓音，去歌唱去抚慰生命流程中的美丽与疼痛。“静水流深”是我要达到的另一种创作境界。把诗歌的创作重点由陌生的语感或形式感的创新上转向与熟悉而自然的契合；潜入生活的细处与底部，自然舒缓地写出日常生活中的朴素与平实。
霍俊明:你的生活和诗歌甚至是文学写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你的生命历程中，诗歌与个体、诗歌与时间是怎样的关系？
阿毛:我的生活是被思考、阅读与写作充满的生活。具体到每天，思考占最多时间，一种是因为阅读与写作而产生的思考，另一种就是乱想，无边际的想，诗歌往往就是在这种乱想、无边际的想中产生。一天中，如果我没有写诗，我也必定思考过诗、或者阅读过诗。不然，我会有一种强烈的空虚感——觉得这一天都白过了。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是我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穿的衣服。当然诗歌不是物质的食物、空气、水和衣服，但诗歌肯定是我的精神必需品。
诗歌对他人可能是无用的，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很难想象自己没有诗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那一定是物质生活没有情趣，而精神生活委靡不振，活得没有方向没有指望，现在和未来都暗淡无光，……。
这是不容置疑的:生命太脆弱而敏感，时间强大而无情。我认为所有个体生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时间。我对时间相当敏感——我对滚滚向前的、强大的东西，总是很敏感——而对脆弱的、善于怀旧的生命，总是心生悲悯。所以，我会有这样的感叹:“让我们受伤的不是彼此，是时间。”会有这样的努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时光中，感受它的流逝。它是如此的强大，而个体的生命却是如此的脆弱。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在时光的河流中跳出好看的浪花。”“跳出好看的浪花”具体到我自己这里，其实就是用写作来保护和拯救脆弱生命的一种努力、对抗时间的一种手段——所以，会有这样的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做《我的时光俪歌》。
霍俊明:目前有一些争论认为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更为年轻一代人的写作已经“远离了时代”，你对这种说法有着怎样的看法？你理解的“时代”和“现实”是什么，或者说在当下的时代诗人和现实有着怎样的关系？
阿毛:我认为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写作太紧跟时代了，跟时代距离太近了，从反对“高蹈”、“形而上”的极端，滑到“时代”与“现实”的泥潭中这样一个极端了。我们看到的好多诗歌，包括很多人认为的优秀诗歌，很大一部分都是极其现实的、极其琐碎——琐碎的情感、琐碎的经验……的罗列与堆积，极其的“形而下”，我们看不到诗人的灵魂和诗歌的灵魂。我非常赞同佛罗斯特面对为什么写诗的问题时的回答:“写诗是为了关心灵魂的未来。”如果失却这一点，诗歌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认为，诗人应该与现实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当然这种恰当要诗人自己去把握。恰当与否，又往往与诗人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和艺术表达能力等有关。
阿毛: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著有诗集《至上的星星》、《我的时光俪歌》，中短篇小说集《杯上的苹果》，长篇小说集《欲望》、《谁带我回家》、《在爱中永生》，散文集《影像的火车》，诗文集《旋转的镜面》等。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和选本。包括在诗坛获得很大反响的《当哥哥有了外遇》、《午夜的诗人》、《爱情教育诗》、《女人辞典》等诗。其中《当哥哥有了外遇》因其“新鲜的口语和锐利的锋芒”等被卷入“新诗有无传统”“口语诗是不是诗”的争议中。此争议从2003年5月一直持续到2004年底。被相关媒体称为“2004年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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