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他对来访的年轻人叹息:“我的心很乱。”
本报记者李凌俊 陈竞
2月20日凌晨两点，作家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浩然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北京作协对外发布的“浩然同志生平”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作和创作情况仅有短短七八行，然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个在记忆中尘封许久的名字，曾经是中国“唯一的作家”，牢牢根植于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随着那段时期的结束，他又消逝在公众视野里长达30年。
围绕着浩然的一生，众说纷纭，像一部中国式的“罗生门”。有人说，他的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能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有人说，他的作品是附庸政治、图解政策的产物，不值一谈；有人说，他晚年没有反思，更没有忏悔；有人说，他的写作忠于土地，忠于农民，值得尊敬；有人说，文革中身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他，应该为老舍先生的死亡负责；有人说，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整人或摄取权力……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的细节在记忆里渐渐模糊，“浩然现象”愈发显得独特。文革之后，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曾引起巨大争议。
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浩然已不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他的创作生命，曾如此紧密地与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人们希望通过讨论他的作品、他的为人，表达对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政治、农村以及文学的反思。
浩然能否承载这样的希望？他从1998年开始，打算写的《文革回忆录》，因为身体原因，一直都是些只言片语，因为“很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直到他去世。晚年，居住在河北小城的他，面对来访的年轻人，总是叹息:“我的心很乱。”
自幼立志文学创作的浩然，事实上只读过三年小学，走上文学道路完全源于长期自学。1966年，浩然34岁，长篇小说《艳阳天》三卷出齐，在文学界和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他成为当时文坛最受瞩目的青年作家之一。有人回忆，当时有些人几乎把这部近120万字小说背了下来，“丈夫背前一句，妻子接着背下一句”。此后，他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同时开始写作《金光大道》一、二卷。70年代初，由于“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他成为万马齐喑的年代里，可以署名出版作品的“唯一的作家”。1974年，他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回京后写出了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后又“奉命”视察大寨并写成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还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使浩然显得异常神秘，民间传说纷纭。而他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他害怕江青，总是躲着她，当时只是觉得，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安静的写作环境。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想请他帮忙，他觉得“没有用，改变不了别人的命运”。许多与他相识的文学界人士后来回忆说，浩然“是个好人”，然而却很固执。
在许多作家遭遇灭顶之灾、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年代，浩然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创作着，他的作品，迅速成为填补人们精神空白的“食粮”。对于如今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及他的作品是成长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
浩然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中。他逝世后，评论家雷达撰写了《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一文，剖析他在《艳阳天》中体现出的写作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从而使得小说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文学界也经历着一次大变动，走出“炼狱”的老作家们焕发新的创作生机，更多的年轻人以强劲姿态登上文坛。而此时，浩然却开始远离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越搬越远，直至搬回到河北老家三河。
然而，关于他本人和作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出版，有评论家认为，浩然依旧在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也有人认为，时代在进步，应宽容看待《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
更大的争议出现在1998年，浩然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到自己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并表示，自己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此外，他认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这些说法，在当时引起了文化界的强烈震动，一场新的“浩然争议”随之而起。
2000年，浩然用口述的方式完成自传《我的人生》。
在淡出文坛的近20年时间里，浩然依旧勤奋写作，《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长篇小说的发表虽也引起过文坛关注，但终究没能再现昔日的风光。属于他的辉煌时代过去了。
他开始悉心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做实事，后来这被他称为“文艺绿化”工程，他倡导成立三河文联，亲自担任文联主席，并创办了文学刊物《苍生文学》，为热爱文学的普通人搭建平台。
记者在采访浩然的家人时了解到，他生病期间，不断有业余作者前来探望。有个来自河北廊坊的读者刚好在浩然家中，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与浩然初次见面的情形，也记得他如何指导自己创作。这个读者常常自费去北京的医院看望浩然，请他的护工吃饭，希望老作家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浩然病逝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等前往他家中吊唁，正在外地出差的北京作协主席刘恒也托人送上了写有“浩然前辈千古”的花篮。浩然的子女告诉记者，还有许多他们素昧平生的读者和业余作者专程前来。记者的采访不时被电话和前来吊唁的人打断。他的子女说，作为家属，他们特别感动，从事着与文学无关的职业的他们，能从这些侧面更好地了解父亲。
斯人远去，在未来很遥远的岁月里，我们该如何看待那段特殊的文学史？在今后的中国文学史上，浩然到底会处于怎样的位置？人们对他将作出怎样的评价？这或许才是人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生平事迹
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河北开滦赵各庄矿区。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4年10月，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1964年9月，1966年3月、5月《艳阳天》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出版，在全国文学界和农村引起强烈反响。
1971年5月，停笔5年后，从下放的京郊农村调回北京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1972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
1974年，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创作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后又奉命视察大寨并写成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
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
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6年冬，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挂职、创作。
1988年，与夫人一起在河北省三河县城定居写作。同年长篇小说《苍生》出版。
1990年，三河县(1993年撤县设市)文联成立，任主席，开始推进“文艺绿化”工程。
1989年、1993年、1998年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先后出版。
1974年电影《金光大道》海报
晚年的浩然内心有难以排遣的孤独，他常用"不足为训"来形容自己曾经的写作生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