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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教授认为，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尽管两代启蒙思想的盗火者和播火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启蒙先驱者心目中的目标，仍然还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五四”启蒙运动想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仍未完成。他相信，尽管“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质疑、被拦截、被歪曲、被压制，但既然它已经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诞生，就没有一种力量能真正扼杀它，它的薪火传承就不会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消失。对于盛行一时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董健认为，救亡与启蒙从根本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启蒙先驱者们看来，救亡是不应该压倒启蒙的，这一点鲁迅、胡适等人都曾有过阐述。对于启蒙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启蒙与文学似乎没有必要的联系，但中外文学史的事实却说明，启蒙与文学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常常把文学当作工具，商品化和金钱崇拜则把文学视为玩物，因此文学需要启蒙精神；但并非只要有充分的启蒙精神就是优秀的文学。启蒙与审美、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完全可以高度统一的；同时，启蒙的作用往往是通过艺术上的创新来实现的，尽管文学史上有很多启蒙压倒了审美的例子，但也不足以说明启蒙必然是审美之累。
山东师范大学的朱德发教授在关于百年来中国启蒙者历史命运的发言中指出，百年来中国启蒙者的历史命运往往都是悲剧性的。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在的社会原因，如政治话语、革命话语对启蒙诉求所造成的压抑；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自身的原因，比如因人生际遇的改变而自我转向，或在现实的挫折、碰撞中因无力坚守而放弃启蒙诉求，等等。朱德发提出，反观百年来的启蒙思潮，应该认真清理和解析启蒙先驱们留存下来的思想资源，在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
文学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发言从瞿秋白这一个案人物入手，指出瞿秋白作为一个政治家曾经热情指导《子夜》的创作和欢呼《子夜》的出版，而在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则表达了对《幻灭》和《动摇》这两部作品的偏爱与留恋，这种前后矛盾充分展现了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家的“两个瞿秋白”内在的角色分裂和最后时刻自我意识的重新建构，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歧路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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