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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名作家柏杨逝世
本报记者 陈竞
4月29日凌晨1点12分，台湾作家柏杨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89岁。据柏杨家人介绍，28日下午，已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柏杨，状态突然异常好，他握起笔，要留下几句话，可是只写下几个字，就无法再写下去，“当时大家辨认了许久，隐约能认出一个‘正’字，也许是‘正义’二字，另外的字迹，却无法辨认”。
作为台湾著名作家、思想家、社会评论家、翻译家和历史学者，柏杨共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先后面市。有悼念网文称:“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他是一面镜子，在世时，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让中国大陆的读者牢牢记住了柏杨。在那个人心求变、对传统文化和现实进行反思的时代，柏杨是一个符号。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在他看来，“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民族的遮羞布被扯开了，有人大骂:“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当然，更多的是反思。陕西作家陈忠实读到这本书时，“竟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在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
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辉县，前半生频经战乱，背井离乡。到台湾后又有过近十年的牢狱生涯。《丑陋的中国人》可看作他胸中郁积之气的爆发。有学者称，柏杨先生颠沛流离的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头破血流，身陷囹圄，却依然铁骨铮铮，矢志不渝”。
事实上，在牢房里时，柏杨也笔耕不辍。尽管能看的报纸有限，没有丰富的讯息可供他用来进行评论，但史书却是例外。于是，他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完成了史学论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四部作品。用另一种方式——历史和人权教育，反思中国传统和文化。他曾说:“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学者钱理群认为，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和史学论著《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中国人史”。在他看来，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他们都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也坚持民族自省精神。“而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但他同时表示，柏杨的弱点在其深度不够。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早在大学读书时就见过柏杨，他也认为，柏杨缺少鲁迅的深度，更多地抓住了鲁迅刻薄的一面。而他的反抗更多来自对“戒严时期”生活的苦闷，来自年长者占据社会资源，年轻人无法出头的不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大陆柏杨杂文集主编陈晓明，在谈及柏杨的当下意义时说道: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从此可以看出柏杨的意义无限深远。
而笔锋犀利的柏杨在生活上却并非怒目金刚式的人物。古吴轩出版社副主编陈雪春与柏杨一家交往颇深，她既是柏杨首次授权大陆正式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的责编，也是柏杨最后一本散文集《男左女右》的责编。在她眼里，柏杨就是个“老小孩”:他会穿着不同的袜子出门，拿自家的钥匙开别人家的门，找眼镜、图章之类更是“闹得满头大汗”。柏杨很热情，常常“两肋插刀”，大拍胸脯“哪个为难你，我去找他算账”。柏杨也常常“稀里糊涂”，《丑陋的中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大陆，却没得到他的授权，他没有一分稿费，却没找人“算账”。2006年，病痛中的他又将数十年创作的心血和结晶，共计56箱、11745件珍贵文物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柏杨晚年曾这样形容自己，“我应该更特别感谢上苍的是，我虽很老，但，我跟过去一样，仍像海绵一样地吸收，仍像小猫一样的好奇。”如今，这只“老猫”走了，却也走进了历史。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的纪念他，传承他叩问灵魂的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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