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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翻译家、学者贾植芳先生与世长辞
特约记者罗四鸰
4月24日18点46分，作家、翻译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因病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2岁。
第二天，复旦校园内的林荫道旁悬挂起百余只千纸鹤，寄托着学生们对先生的祝福和承诺:先生背影远去，后辈愤然前行。复旦大学第九宿舍楼贾植芳先生家里，书房里，还散着许多来不及翻阅的报纸和杂志，有些杂乱的书橱中，《鲁迅全集》和《胡风全集》显得十分抢眼。世界各地发来的唁电唁信，铺满整个房间，而自发前来与先生告别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有朋友，有学生，还有从未谋面的普通读者……
4月29日下午1点举行的追悼会上，前来为先生送行的人挤满了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白玉兰厅。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人来了；范伯群、曾华鹏、吴福辉、陈鸣树、陆谷孙、李辉、陈思和、谢天振等学者和后辈来了；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胡风的女儿晓风专门从北京赶来，一下火车便到先生家祭奠，与先生的养女贾瑛相拥而泣，随后来到殡仪馆送别“贾叔叔”；远在宁波的“七月派”诗人孙钿不能亲自前来，让自己的学生代为送行并送上八个字:“风骨重扬、桃李滋荣”。
吊唁厅中，最醒目的是贾先生的胞兄贾芝送来的999朵白玫瑰做成的花圈，挽联上写道:堂堂正正的来，清清白白的走。
“坑洼的生活道路上，活得像一个人”
贾植芳的朋友胡风，曾有诗赞他:“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晚年，贾植芳对自己评判道:“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
出身于财主家庭的他，多次拒绝买办商人伯父为他安排的商贾兴家之路，听从灵魂召唤，投身社会，追寻自己的理想，从逃亡日本到弃学归国，从上尉日文干事到“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从“七月派”骨干作家到大学教授再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几乎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先后四次入狱，“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1936年，二十出头的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首次入狱，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尝了将近3个月铁窗滋味，罪名是“危害民国”，其伯父赶到北京，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他“保”出来，随即将他送往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抗日，1945年在徐州搞策反，被关进日伪的牢房，这一次他在监狱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贾植芳来到上海，下火车时口袋里只有8分钱，他雇三轮车来到胡风家，让胡风垫付了车钱。他暂居在胡风家，开始了“正式下海卖文”的生活，投身于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全国爆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引起当局的注意，他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在狱中，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企图使他屈服，但他坚持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胡风。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办公室，问其对胡风的看法，他却一口咬定自己是胡风的朋友。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此后，他死不改口，并吟诗明志，“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为此，他经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接着又被批斗了近13年:“25年不见天日的时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整个国家，我应该回来，应该站出来说话。我的朋友没有做错，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出卖他。”
对于这段苦难生活，贾植芳在《狱里狱外》一文中回忆道:“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而对于自己传奇多难的一生，他说:“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进退有致真猛士，谈笑自若一鸿儒
在留学日本时，贾植芳曾做过这样一道考试题:“你最崇拜谁？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正是这种自信，让瘦小的贾植芳无所畏惧，一切磨难视若等闲。
他非常得意自己的第一次入狱，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更让他得意的是，在狱中他争取到政治犯的伙食——四个花卷，砸饭碗砸得惊动了“蒋委员长”。也正是这种乐观，伴他度过了最屈辱的25年:他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平时他很节省，但“每次被批斗后，我反而要到江湾买三两土烧酒、二两猪头肉犒赏自己”。在监禁和劳改的日子里，一向瘦弱的贾植芳反而变得更壮实，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正常人。一次，他打着赤膊推着板车，刚好遇上一群刚开完会的昔日同事，他坦然而过，不觉丝毫尴尬。
在学者吴福辉眼里，贾先生既是“仰天无愧怍”“进退有致真猛士”，也是“开口皆胡卢”“谈笑自若一鸿儒”，风趣幽默、乐观积极。而在学生眼里，贾先生更是一位亦师亦父的智慧老人。
1980年平反后，贾植芳恢复教职，立即投入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工作中，组建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他简陋的居所成了所有学生的“家”，一杯茶、一支烟，老人与学生侃侃而谈，风骨毕现。络绎前来的学生们恭称他“贾教授”，他说:“我这个教授是假(贾)的，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在《文化老人话人生》中，贾植芳这样写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其后代提供一些比见之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他始终坚持写日记，记下每天做的事及所思所想，一直到去世前6天。在他复出二十多年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老人乐观背后的严肃思考，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弟子们的成长足迹。在去世前一天，他依然牵挂着纪念胡风诞辰100周年会议文集的出版，以及朱锡侯生前留下的口述回忆录的整理情况，甚至还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说:“等我病好了，欢迎你们到家里来做客！”
一生乐观豁达的贾植芳曾两次在众人面前失态，两次都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有关。一次是1985年6月，在八宝山的胡风遗体告别仪式上，70多岁的他当众嚎啕大哭；一次是2002年11月，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他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像一声声喊:“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如今，他与他们在天堂重逢。
“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进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这是悬挂在吊唁厅内的主挽联，逝者长已矣，生者思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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