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渔
上周二，刚刚与朋友凭吊了即将成为遗址的犀牛书店，周三又在媒体看到季风书园的“关门危机”。为了降低成本，香港很多书店在二楼选址，“二楼书店”成为香港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犀牛书店受此启发，试图打造一家上海的“二楼书店”，店主也很有一番想法，最初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第一年亏本，第二年保本，第三年盈利。然而，将近一年过去了，店主不得不结束这场持久战，不仅因为书店亏本，更是因为“经常看着空无一人的书店”，看不到希望。季风书园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在海内外华语文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10年前签订的租约到期，如果“租金的上涨超过了书店的赢利能力”，季风书园将面临关门的危机。
犀牛书店和季风书园的命运，恰恰说明书店在上海的两难境遇:如果在较为偏远的地方开设书店，将会门前冷落，仅靠周边的社区，书店难以存活；如果在较为中心的区域开设书店，车水马龙，租金却高得无法承受。
或许，有人会说，一座城市的发展与文化无关，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了，比如香港，二楼书店也是举步维艰，今年2月更是出现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在整理书籍时被砸死的惨剧，惨剧之所以出现，与青文书屋无法维持，罗志华只能把图书放至货仓有关。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是经济高地，它是不是文化沙漠并不重要，这是当下非常通行的观点，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即使在香港这座被称作“文化沙漠”的地方，2008年的香港书展也有83万读者，香港的人口是700万左右，上海书展是22万读者，但上海的常住人口是1850万左右。也有人为这个数字辩护，指出香港市民每年只在书展上买一次书，上海市民却有经常买书的习惯。可是，犀牛书店和季风书园的命运说明这种辩解并不那么有力。从城市横向比较来看，北京的书店之多自不必说；在南京，先锋书店拥有大型物流配送中心的五台山店是3000平方米；在广州，学而优新港店是1500平方米；在厦门，光合作用书房大陆店是2300平方米；在上海，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只有900多平方米，即使如此，还面临关门的可能。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书店都是民营书店，这些民营书店与新华书店相比，不仅在于所有权的不同，更在于它们坚持独特的人文品质，在这里见不到利润率更高的实用性书籍，比如教学辅导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奇怪的现象，按照常规，公立文化机构应该更注重文化品质，私立文化机构更注重商业利益，这些(当然不是所有)民营书店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也引发另一个问题，即政府应不应该对民营书店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有人认为犀牛书店或者季风书园如果关门，是因为它们无法适应市场机制，属于自然淘汰。这种观点看起来非常“市场原教旨”，但是恰恰是对当下中国市场的隔膜。首先，当下中国的文化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比如最近设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静安区政府承诺修建办公楼，如果一边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一边任由季风书园关门，上海的文化形象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就很难说了。其次，文化商品的市场化与其它商品不同，图书的赢利无法与服装、餐饮相提并论，服装和餐饮的品质越高、价格越贵；图书却是品质越高、越难出售。
我在犀牛书店清仓时七折买了美国学者格伯尔的《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樊纲在中文版序里指出:对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讲，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个别大企业的垄断或勾结，保证和促进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主要问题是如何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民营书店远远无法与拥有众多地产的新华书店平等竞争。
人文书店是城市之光，难道我们只能目睹城市之光的凋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