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鲁
这一代人的使命
在苦难的命运日夜纠缠着那些正直和善良的作家，使他们的身心备受煎熬和异常痛苦的日子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信鼓励已经身陷囹圄的挚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说:“不管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它如何苦痛，有时甚至使人恐惧，但人有权无忧无虑地按照自己从儿时即开始的、理解的、心爱的方向去工作，只聆听自己并相信自己。”而后者也坚信，父母一辈所蒙受的苦难、所付出的煎熬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把最赤诚的爱，“聚集在自己善良、智慧的手心里，用各自的呼吸和劳动，使他们有了永久的生命”。
帕斯捷尔纳克的另一位挚友、诗人里尔克在一封信里也对茨维塔耶娃说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把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这位最可敬的奥地利诗人把伟大和高贵的“俄罗斯精神”凝炼而又准确地概括为“辽阔的苦难和博大的爱”。
20世纪的中国，让葛翠琳这一代作家也经受了与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大致相似的经历:童年时代的战乱与艰辛，青年时代的狂热激情和理想主义，中年时代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就葛翠琳个人而言，她自20世纪50年代起所经受的苦难，历尽苦难之后所呈现的博大的爱心，以及在生命的后半生终于能够“按照自己从儿时即开始的、理解的、心爱的方向去工作”——即为孩子们写作——的曲折历程，倒正可以为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对生活、对人类未来的无怨无悔的热爱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作一个明证。
这也使我想起1827年那个玫瑰色的黄昏，14岁的赫尔岑和13岁的奥加辽夫曾经双双站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望着西沉的太阳起誓，要为各自选定的理想献出终身。26年之后，赫尔岑回想起那个黄昏，不禁泫然而有泪意，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整个一生，都可以为它作证！”
沉默的花椒树
因为有较长一段时间担任过作家老舍的秘书工作，所以，由葛翠琳来写她所知道的老舍，实在是最可靠和最具真实性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葛翠琳散文中除了那部带有个人回忆录性质的《十八个美梦》，再就是《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这篇最长了。葛翠琳写老舍，也是依靠一件件她所见到的日常琐事，依靠那些最真实的细节来展现老舍的为人与性格的。而性格即是命运。老舍的悲剧性命运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真实的细节，得到了呈现和揭示。
例如她写到，当时一位主管北京市文艺工作、革命资历很长的女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文稿，请老舍先生看，希望他能公开发表意见。过了些时，老舍看后，把文稿放在茶几上，直率地说:“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位身居要职的领导却面孔严肃地说:“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情调……”这时，老舍也满脸严肃地回答道:“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于是两人沉默相对，再无语言。葛翠琳当时亲眼目睹了这场“对峙”。她写道:“几分钟过去了，我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忙拿起暖瓶往两人的茶杯里添开水，慌慌张张竟碰倒了茶杯。我惊讶地发现，茶水顺着茶几的玻璃面向下流淌，竟滴落在副主席女作家那雪白的高跟皮鞋上……”像这样的细节，不是亲历者是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幽默敦厚的老舍，还有如此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正如冰心拥有“玫瑰的风骨”一样，葛翠琳笔下的老舍也有一个贴切的性格象征，那就是老舍所赞美过的花椒树。“它有尖硬的刺，还有青红色麻辣味儿的果实。恰好象征了他们的风格。”
在这篇长篇散文里，葛翠琳还写到了一个让人难忘的情节。抗美援朝期间，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交给她一张宣传画，画面上一只大手伸向前，迎面指着你，文字是:“你为前线做了什么？”画中人物的眼光严峻逼人。这位女干事吩咐把这张宣传画贴在老舍办公室醒目的地方，并说，“主席办公室也该有点儿革命气氛了”。作者写道:“老舍那天来办公，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宣传画。老舍愣了一下，静静地看了几分钟，没有言语。我把信件等拿给他，他一边处理信件，不时地抬头看那张宣传画，目光很专注。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汪曾祺来了，进屋看见那张宣传画，不以为然地大声说:‘怎么把主席办公室弄得像中学生宿舍？’这话吓了我一跳。人事保卫科就在文联主席办公室旁边。汪曾祺这人从不讲违心的话。可他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像儿童一样全然不懂，只会做学问。汪曾祺离开办公室以后，老作家端木蕻良来了，谈几位作家的文稿。老舍先生离开的时候，还对那幅宣传画认真地看了几眼。老舍走后，端木老师悄悄对我说:‘把那张宣传画取下来。’”结果，那张宣传画只贴了半天。像这样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用最为朴素的文笔，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不唯是动人的散文细节，更是难得的文学史料。
作者也用白描的手法一再写到老舍先生那幽默和风趣的一面。再看这个细节:“我也很希望去朝鲜前线，那时青年都自觉地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何况我是从燕大出来的学生干部，没经过战争的洗礼，总有改造不彻底的自卑感。我请老舍帮我向上级讲几句话，批准我去前线。老舍听了我的要求，幽默地说:‘我提任何建议和意见，都是通过您向上级反映。这件事，我也只能由您向上反映喽……’”一个小小的细节，把老舍的风趣和幽默写得活灵活现了。
另一篇散文《沉默》，是写老作家端木蕻良的，也是依靠大量细微的和真实的小事情来展现这位老作家正直的性格的。在那些天天弥漫着政治斗争气氛的年月里，有一次，一位领导多次追问:“林斤澜的思想情况，表现出什么问题？”端木却机智地回答说:“他下去深入生活。”作者写道:“人们知道端木是很注重文字的准确性的，但这时用词却极模糊，‘下去了？’还是‘将要下去？’由人去理解。”果然，有一天，那个领导声色俱厉地斥责端木:“有人反映了，林斤澜根本就没下去，而且在家中大吃大喝，大砂锅炖肉，做好多莱，天天像过年过节一样。”这时，端木语气平淡地说:“可能他偶尔回来看病。”那位领导却恶狠狠地说道:“你欺骗组织，罪加一等！”老作家就是用这种舍身救人的办法保护着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林斤澜。
类似的细节，在这些回忆和纪事散文里随处可见。葛翠琳力求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忠实于自己最真实的见证与感受，并且从善良、宽容、正直和道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过去的历史和人物。因此，出现在她笔下的，不仅是一篇篇充满历史的真实性和个人真诚情感的文学散文，也是一些鲜为人知和真实可信的文坛掌故与文学史料。通过这些纪实文字，我们不难看到那些特殊时代的精神特征，甚至寻找和发现它深层的精神源头。正如思想家爱默生所说的，“破译每个时代的谜语，总会发现它自己的谜底”。散文家也以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诚的情感，描述和刻画了一个个人物的生动的音容笑貌，写出了她对这些文坛前辈和同辈的最深挚的理解、感激与怀念。
她的回忆散文中偶尔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变得十分感伤，表现出很强抒情性的时候。例如她在《热泪滚滚送君行——怀念程娜》一文里，写对自己的好朋友、钢琴家程娜的伤逝与怀念:“我像一匹精疲力尽的老马，拉着沉重的车在艰难的征途中跋涉，随时都会躺倒在路上不再起来。我多么想能有一天，让你坐在车上，我们轻松愉快地游玩休息，如今，这已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梦幻了。”整篇文字感情充沛而真切，充满了令人唏嘘和感喟的伤感与抒情意味。这是葛翠琳散文中的另一种风格。
西班牙散文家阿左林曾经对自己的同道说:“劳动者对于他所选定的职业的热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关要紧的东西。不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去做。”葛翠琳的文学之路，无疑可为阿左林的这段话作出最好的注释。
(本文为葛翠琳著《玫瑰的风骨》跋，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