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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温儒敏、栾梅健主持的“史论”栏目
史元明
在张未民主编的支持下，来自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栾梅健教授，自《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起联手在该刊传统的“史论”栏目，开辟“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反思”的专栏，现已发表两期共十多篇论文，学界反响强烈。
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是一元化的文学史观的不断更替，从进化的文学史观到阶级的文学史观再到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往往就呈现出以某一种理论标准作为绝对真理的特征，以此来衡量甚至遮蔽其他价值标准。温、栾联手主持该栏目，旨在寻求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倡导“开放的、多元的文学史观”，跳出文学史观的一元化循环怪圈。陈思和教授发表于该专栏的《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一文认为“二十多年来，文学史写作的实践数量极多，但是文学史理论探讨则很少。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形成了学术发展的瓶颈，以至大量的文学史写作都徘徊在一般的教科书的局限上，整体的学术水平不能提高”，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下文学史写作存在的弊病；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他多年来对文学史理论探索的成果:“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与语言问题”、“潜在写作”、“民间”、“先锋与常态”等理论命题；论文最后指出“在文学史理论领域里，任何带有唯一‘结论’性质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它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多元的、丰富的文学史空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教授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都是极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研究。《寻》文就最近提出的现代通俗文学(范伯群观点)与现代文学(栾梅健观点)的开端应该自《海上花列传》始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于晚清业已开始了，累积了。但现代的真正转折还没有发生”，他坚守“五四”才是现代文学的真正起点。这一争论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却尚未成气候，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消》文则提出我们的文学史没有给市民文学公正客观的评价，缺乏应有的空间，应该重新关注市民文学的文学史空间。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一直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都只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空间，对市民空间的忽视是文学史的一个残缺。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历史的重释与当代文学》一文认为“当代”的意义具有了多种面孔，在不断地重释中转变、累积，因此，当代文学也随着这种重释而不断地“重写文学史”。作者将文学史的不断重写置于主体对当代的不同阐释语境中，指出了寻求文学史叙述多样化的深层原因。熊焰在《现代文言文与当代文化建设》中指出文言文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主体的精神世界”，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主体的一整套人生感受和世界观，在当代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给现代文言文一个合理的空间是非常必要的。所有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以往文学史叙述中某些既定观点存在的偏颇。
然而，寻求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决非简单地否定既定的观点，代之以新的理论观点，而是在本质上要求超越习惯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杨春时教授《感性现代性的缺失与通俗文学合法性不足》一文从现代性理论来解释通俗文学合法性不足的原因，他认为“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经验导致先驱们过多地偏向于理性现代性，而感性层面的现代性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而通俗文学是和感性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通俗文学的合法性得不到足够的认同。这种解释自有其深刻性，但是陷入一元化思维泥淖。其潜在的思维逻辑是精英知识分子接受了理性现代性，因此也就能接受与此相对应的纯文学，但是却没有接受感性现代性，于是便不能接受与此相对应的通俗文学。其思想还是逗留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纯文学立场，以此为唯一的标准，在不经意间就将通俗文学视为纯文学的附庸。其实通俗文学在服务对象的侧重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这是通俗文学的特性。我们寻求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就是要超越一直以来的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转而追求多元化的文学史观。
温儒敏的《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指出研究者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即汉学心态。他认为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过分崇拜国外汉学家的倾向，尤其是跟风美国跟得最紧，“美国一个喷嚏，中国就要感冒”，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这样的心态本质上是和我们寻求的多样化的理念相背道的。栾梅健《论“五四”新文学的三维空间》一文，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从“文学”、“作家”、“读者”三个维度来把握新文学的空间。这种研究思路能很好地切中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五四”新文学的命脉，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新文学的内外部特征。现代文学的内外部整合研究是较少被关注的，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现代文学的“三维空间”问题，可以拓展我们的思路，为我们寻求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带来了方法论的启示。
寻求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是该专栏两位主持人共同的心声，我们期望在以后的栏目里听到更多开放的、多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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