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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中的思考之一
钱理群
●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如果不珍惜抗灾中爆发出的美好的东西，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
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应该感谢的，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首先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
“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长期以来，我们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信仰而献出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
“生命至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
其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其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要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关爱孩子的生命”应该成为义工、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这里我还想谈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的问题。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观念，应该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权利”的内容，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民意识落实为公民的普遍自觉，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希望这次救灾能够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五，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当你眼里只有自己时，这世界很小很小；当你眼里有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境界就很大很大了。——我们应该珍惜这由数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生命体验，将“生命相互依存”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念，并转化为更加自觉的义工、志愿者行动。
其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顾顺中《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日本参议院议长说得好:这次中国四川的震灾，可谓“全球之痛”。有朋友说得好，通过这次救灾，我们不仅要“感恩”中华儿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爱之心对我，我更应以仁爱之心对人。
其七，当然，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这次救灾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感动而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为它蕴涵着这样美好的人性。我们如何将这样的“扬善抑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变成更自觉的行动？我以为，应该有三个层面的努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扬善抑恶”，自觉地发掘、发扬自己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中国传统讲“修身养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扬善抑恶”。二是在相处中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对方的善意。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对方的弱点，毛病，以至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但更看重他的优点，善处，以善相处。最后，还得有制度的保证。我说过，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的；一旦出现“扬恶抑善”，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如何建立“扬善抑恶”的机制，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现代化路线。这固然是为了满足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人民利益的忽视，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是明显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
(本文为作者5月24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本报将分两期刊发节选内容。)徐福生摄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著名学者。主要从事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主要著作有《心灵探寻》、《周作人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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