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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中的文人生态与心态
殷国明
●上海的文化人以“客居”的身份与心态聚集于此，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码头，大市场，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纽约客”体现了一种多元文化的观念和身份，不建圈子，拉帮派，争地盘，当权威，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
●纽约客和上海人其实并不遥远，有时只是一念之差。
如今，从金茂大厦望下去，浦江两岸的风景决不亚于纽约的曼哈顿，很多人都不由发出赞叹。由此，不少人亦开始对于上海与纽约——这跨太平洋的两座现代都市进行比较，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在这里，文人作家的生态和心态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不仅十分有趣，而且值得我们引长思之。
“纽约客”的启示
在上海旅游逛街是一件惬意的事，但是当一个上海作家却并不容易。上海毕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更是中国现代文化重镇，作为一个上海作家不仅要维护和发扬这一份光荣，更要为建设新上海锦上添花——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此我想起了在另一个都市纽约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纽约客。“The New yorker”原本是一本文学杂志，由美国著名的编辑怪才哈罗·罗斯于1925年2月在纽约创办，起先以丰富多变的都市幽默为主，但是随着优秀作者不断加盟，内容涉及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度成为纽约文化的象征，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按词义来说，New Yorker也可以理解为纽约人，翻译成“纽约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不知为什么被翻译成了“纽约客”，似乎比“纽约人”更得当传神，因此很快成为了一种共识，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流传。
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纽约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确实是由一个大客栈发展起来的。土著的印第安人原本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真心款待了来自欧洲的客人，并且轻信了他们，结果客人就不走了。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淘金发财，从而也使纽约成为了一个人来人往的国际大都市。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发生裂变，工业革命和新兴产业浪潮风起云涌背景下，时代造就了无数身怀绝技但无处施展、心存梦想但走投无路、标新立异但为世道打压的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到一块新的土地上去冒险。纽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所以，“纽约客”确实比“纽约人”更恰当，它真实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生态和心态。他们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到这里，遭遇到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寻找着各自不同的梦想，却共同分享着纽约这只“大苹果”的赠予。因此，“纽约客”也是聚集在纽约的、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一种共识，其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这份杂志特殊的现代品格:它不可能是一种狭隘的地域认同，也必定会突破单一的民族或地域文化的限制，接纳来自不同肤色、语言和地域文化的精英，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所以，《纽约客》越来越出名，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份标志性杂志，因为它是很多漂流到纽约的艺术家的精神家园，让他们在这里展示自己才华、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昭示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化形态，使都市成为文化发展的枢纽，文化创新的梦工厂，文化人才的聚集地。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纽约客》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总有一大批艺术家作家聚集在旗下，他们在一些并不高档的酒吧相逢相聚，在某个有钱人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相互吹捧也相互指责，成员聚了又散，散了有聚，老面孔换成新面孔，新议题淘汰旧话题；但是，有一点似乎一直未改:他们总是先用夹杂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大声抱怨一通纽约的罪恶与不幸，最后再一起为自己、也为“纽约客”干杯。
大上海的魅力
正因为如此，《纽约客》声名越来越大，但是把其创作归成一个流派却颇令研究者头疼。理由很简单。在这个杂志发表作品的作家风格各异，关注点也不同。而且，这些文人墨客从来没有刻意为《纽约客》写作，或者严格遵循《纽约客》的出版宗旨。他们只管按自己的想法写作，并不会因为杂志的缘故改变自己；而《纽约客》也从不分彼此来出版他们的作品。比如，著名作家瑞蒙德·卡文不属于《纽约客》的作家，照样由这里出版作品。《纽约客》按期推出的小说集，所收集的作家创作并不限于杂志的撰稿人所写。至于与《纽约客》有关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更是天马行空，经常居住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创作与行迹远远超越了一个杂志的范围。
由此，我又想起了上海以及上海作为文化艺术之都的魅力。同纽约有相似相通之处，所谓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融正是这个崛起的东方大都会的特点。与纽约一样，近代以来，上海的崛起并没有什么奥秘而言，也不是经典刻意规划的结果，而是在开放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优越的地理方位，以及开放的都市氛围，使上海成为一个实现梦想的集聚点，源源不断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大熔炉”，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海派文化”。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上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异数”，它是叛逆者的庇护所，是创新者的滋生地，更是通向新世纪、新世界的窗口、舞台和通道。正因为如此，无数文化人上世纪初、特别是30年代上下的上海——那个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奠定了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之都的地位。就此而言，上海与北京等其他中国都市的区别就是这时候形成的，上海的文化人不仅来自四面八方，而且都以“客居”的身份与心态聚集于此；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码头，大市场，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例如，鲁迅、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巴金、茅盾等都曾在这里建功立业、扬帆启航，但是就他们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似乎很少有“上海人”当家做主的派头和感觉，多半也都是亭子间的“客”而已。当然，也有一到上海就拉帮结派，准备当家做主的人，但是就艺术创作而言，似乎都没有多少建树，反而造就了一种不好的传统——在一艘航行的船上划界为牢，搞起了“土围子”的把戏。
也许这就是一代艺术家与一个都市的缘分。它是自然的、历史的，甚至超乎行迹之外的，并不是那么刻意渲染的、人为制造的，一定要有认同感、归宿感，甚至把纽约或上海一定要看作“我的小山村”，一定是那个月亮和那条狗——因为他们是航行中的巨轮，可以把你带到任何港口，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见到同样的月亮和你熟悉的小狗。
显然，有了大上海，就有了上海人，这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当我们为“上海人”进行文化定位的时候，却颇需要一番周折和思量。其实，“上海人”是在近60年左右才确立的概念，在此以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人更喜欢用“宁波人”或“无锡人”称呼自己，直到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之后，性命攸关的“上海人”身份才如此明确的确定下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多次行政命令性的人口迁移，不仅使“上海人”固定化了，而且物质化了，因为离开了这个身份，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包括票子、房子、子女入学等分享这个都市基本生活元素的所有权利，特别是经过多次“下放”的“下乡”的悲剧体验，“上海人”本身就成了生活的命根子。因此，说上海人排外，实在太冤枉上海人了；但是，说上海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那份权利和利益过分敏感，看得死紧，确实是天下无双、无与伦比的，这包括从公共厨房的边角旮旯，到学术研究中的分门别类，皆有超级敏感的忌讳。如果不碰这些，或者让上海人相信你根本无意如此，上海人不仅是顶文明、顶开放、最多才多艺的，而且是顶慷慨好客的“最可爱的人”。
可见，都市与都市人并不是一回事，都市的形成与都市人的文化身份也有错位的时候。这对于上海的作家文人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如今在上海的文人作家不仅比起纽约客、而且比起自己的前辈幸运了许多，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警察的盘问、没有漂泊无家的感觉，甚至没有亭子间的狭窄，房东的逼债，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困顿；但是，由此也少了很多曲折精彩的故事曲折的传奇，少了人生的冒险和艺术的创新。
“纽约客”与上海人
我不喜欢纽约，却爱上了“纽约客”——确切地说，爱上了“纽约客”的那种情怀与心态。因为对于所有纽约客来说，纽约只是一艘巨轮，并不是自己的目的地，更不是自己的来处和墓地；人们之所以上了这条巨轮，只是希望把自己送到自己梦想的港口。就此来说，纽约不属于任何“人”，但是它又属于任何人。
当然，这是一种不幸也是大幸。尤其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你远离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在异乡异地忍受文化上的孤独感和隔离感，还意味着你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与生活根基，时时处处遭受不欣赏、不理解、甚至歧视的眼神——在这里，应该提一句，这种眼神很大一部分同样来自于跟自己同样处境与身份的人。所以，“纽约客”虽然身在纽约，不断为这座城市干杯，但是却常常突发奇想，对于纽约以及背后强大的国家机器提出挑战，发出不同的声音，从战争罪恶、种族歧视、环境保护，到关于美军在伊拉克“虐俘事件”的报道，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这个世界历史的“目击者”。就此来说，“纽约客”体现了一种多元文化的观念和身份，与纽约作为世界大都会的文化形象与内涵相得益彰。此乃是纽约的大幸，因为正是各种各样纽约客创造了这个都市，赋予了其超越地域的想像与价值。纽约客们的那种神奇的艺术创造力，用各种各样的想像与艺术样式，为纽约增添了魅力和魔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之都。
因为既然是“客”，就有一种客居的心态，就能守得住自己的亭子间和画室；就会有一种超越的心态，不去建圈子，拉帮派，争地盘，当权威，享受“当家做主”的威望，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用自己的艺术作品说话发言。正是这种心态和心境，他们和纽约产生了一种良性的互动:纽约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和窗口，使他们的艺术创作走向了世界；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心血奠定了纽约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地位，使这个城市具有五彩缤纷的艺术魅力。也许这就是“纽约客”的魅力，也是新型的文化都市的魅力的来源。
显然，我更喜欢上海，却很难做好一个“上海人”。尽管人生就是矛盾的，但是仍不免时时有所困惑。比如，我发现“纽约客”或者在纽约生活过的人，总是对于异国异端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对于自己故土的文化念念不忘，很多人日后都回归为爱国主义者或者本土文化维护者。但是，很多新上海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似乎羞于承认自己来自外乡，总是用刚学会的上海话遮遮掩掩，生怕别人说他是“乡下人”。
也许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客人”往往比“主人”更有创造力，而上海恰恰就是一个流动的都市。我爱上海，因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更是一艘驶向每个人心中梦想的航船。但是，我不敢去做、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上海人——因为我心里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客”。
纽约客和上海人其实并不遥远，有时只是一念之差而已。(此内容为作者在近日举行的“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会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殷国明，1956年生于新疆伊宁市，原籍江苏常州。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著有《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第三只眼睛看美国》《“人学”奥秘与魅力·大学活页文库第32辑》《“跨文化”的必要和可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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