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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湖北诗人车延高
本报记者 朱小如
车延高，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05年2月开始诗歌创作。去年10月，他以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荣获第八届“十月文学奖”诗歌奖。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埋着一条情感的大河。”
记者:你给自己的诗命名为《日子就是江山》，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漫长岁月中孤寂但又十分坚定的诗歌创作形象。你一共写了多少首诗歌？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业余诗歌创作者，我的诗龄也太短。在写诗以前我主要是写杂文，现在还兼任武汉市杂文协会主席。我给同事、朋友的外在印象，总的感觉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埋着一条情感的大河。
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别人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诗歌抒情多论理少，和现实的距离比较抽象，不太容易惹麻烦。就这样，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两年多来，我利用午休和晚上的时间创作了250多首，已发表170多首。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给我出第一本诗集。
我一直对诗人有一种特别的景仰和崇敬。年轻时，徐志摩、郭小川、李瑛等一批优秀诗人是我崇拜的偶像。诗人血热而心静，有超凡脱俗的思维和丰富奇绝的想象力。虽然诗人的想象空间没有疆界，但诗歌不是信马由缰的无拘无束。诗歌高度凝练，宏旨大义，它的情感井喷和微言大意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我敢断言:在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诗是永恒的，只有不合格的诗人才会被淘汰，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永远不会淘汰。所以我倾心于诗歌，从骨头里热爱诗歌。
记者:你怎样获取诗歌创作的灵感？
车延高:有人说，灵感是神灵送给诗人的天分，灵感来自一刹那的感动。认为激情可以培养，而灵感只能等待。对此，我同意一半，保留一半。
我承认诗人是需要灵性的，灵性是天分的影子。有了灵感，诗人的笔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就能让一块石头睁开眼睛说话，让一朵花开出九十九种颜色。但灵感不会凭空产生，它的根基和土壤就是厚重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讲，灵感是风从生活和承载生活的土地上吹来的神奇种子。我写过一首诗《把自己当扁担的人》，记叙城市挑夫生活。为抓细节，我在街头观察了好几天。
这种寻找灵感的习惯带给我许多创作的兴奋点。例如，和家人散步时，观察到一个细节，触发了想象，人就走神了。偶尔陪爱人逛商场也如此，灵感来了，就找服务员借纸借笔。现在我爱人已经被我培养出来了，上街手提包里总备着笔和纸。回头看，我的很多诗都是即景触发灵感，捡了两三句，闲时坐下来再琢磨，一旦动笔一气呵成，就成了诗。
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草就一首好诗，让自己激动，让欣赏的人在阅读中增加幸福指数。
记者:都说悲愤出诗人，从屈原开始。尤其是当下比比皆是的庸俗社会生活环境和诗人理想的纯净气质越来越格格不入。你是如何来处理这种现实矛盾的？车延高: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不是说诗人的眼睛上天生就有一副墨镜，看哪里都一派肃杀。所以我不太赞成悲愤出诗人的说法，这个桂冠戴在所有诗人头上就成了一种单调景致，没了春夏秋冬，不是万物花开，不是生活的真实本原。
读郭小川、李瑛、谷禾、田禾等人的诗，你会发现他们的诗都不是简单的悲愤，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爱，即便有恨也是“恨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是大爱，大慈祥，大情感。这种情感具有挽救性。反之，刀枪剑戟式的悲愤让读者感到的只是冰、血、肮脏和一味的下沉。这样的诗只有破坏性。
所以我在创作时始终让自己的诗从现实的土壤里长出来，让它长成美的景物，成为生命和生活中有活力的音符。即便与社会和生活中的丑恶直面相对，诗歌的批判和愤怒也要有自己的气质和风度。看不到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跪在绊倒过自己的几块石头面前戚戚艾艾、怨天尤人。这是舍本逐末的无病呻吟。
其实社会的每个人都是追求美的，因此诗歌要有自己的主调。诗人必须走进生活，了解生活，解读生活，才能使老百姓看了你的作品以后，带着微笑去哭，又含着眼泪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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