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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
2005年，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按规定公派已服务十二年的青年教师张生去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学校随他自己联系，只要对方接受。出于虚荣心，他本来选择哈佛，但被那里的一位据说已誉满全球的华裔教授巧妙婉拒，他只好选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该校从地理位置讲，在美国西海岸，感觉上与中国很近，却与美国的精华部分即东海岸相隔很远。这对于天性好动、对这个越来越没有新鲜劲的世界仍保持旺盛探索精神的张生来说，自然有点不爽。为此他专门乘坐现在有钱人大都不敢问津的灰狗公司长途汽车横贯美国，去了趟东海岸，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三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转悠了一圈，稍微弥补了蹲在边缘而不能深入腹地的遗憾。这样不辞劳苦长途旅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耐不住孤寂。虽然花了不少钱打电话给世界各地好友，但电话毕竟是电话，解决不了燃眉之急。相比之下，身体的位移(就是折腾)更能排遣伏处一地容易滋生的那种孤寂。但这趟灰狗之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心理疗救的效果，回加州不久，张生便提前潜回了上海。
碰巧我也正好回上海，刚一进门，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们两家隔一条马路，好几扇窗口可以彼此观望，我怀疑他窥伺已久，见我屋里灯光一亮，就立即接续了访美之前的定期骚扰，迫不及待要与我分享孤悬海外的经验。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被他绑架着在拔地而起的五角场商业区，痛苦地喝下一大杯“星巴克”咖啡，听他细诉衷肠。这场马拉松式的倾诉稍加提炼，便是一句“张生名言”:“我去美国其实并没有做什么访问学者，我访问的主要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和他痛恨我言必称引的鲁迅先生的“我从西方盗得火来本意乃是煮自己的肉”媲美，可谓悟道之言，也透露出他在老朋友面前的诚实——或许正因为有这种诚实，加上喝了跟我同样规模的一大杯星巴克强力咖啡，他才能吐出这句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格言警句。
但2007年底，张生忽然递给我一本书，《乘灰狗旅行》，告诉我这就是以他一年美国生活素材完成的短篇小说集。说“新作”，因为张生确实已久不写短篇了。我们当初认识，本来就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家，善于用“否定”、“穿越”等基本概念结构宏大体系。但不久他就鬼迷心窍地跟在一大班名义上弄文学其实是弄钱的中国作家后面大写起长篇来。事实证明读这些长篇的人屈指可数，因为他既不写性，也不讲史，对人民币也没有显示特殊的敏感，读者冷淡正在意料之中。但他还是“选择了坚强”(张生经常冒出的又句名言)，硬是不肯承认失败，甚至由此得出一种极端的“读者反应理论”:他的作品不为当代读者写；衡量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好坏只能是未来读者的事。我们虽然形影不离，然而在文学上却处于两个不同的时间，他已经拔腿跑进了未来，却把我剩在当下，所以尽管我常常对他的大作出言不逊，却一直能够相安无事，直到如今。
在朋友当中，我自己知道对张生亏欠甚多，所以每当他气急败坏重复那套过激的“读者反应理论”，我一般总是不敢撄其锋芒。打从“乐莫乐兮新相识”时写了篇评论他的短篇的短文以来，对他日后的作品尤其是“高产可畏”的长篇，就仅限于口头打击了。好在这么多年他也证明了自己具有过硬的“抗击打力”，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经得住我一再打击，除天性宽厚、比较自信以外，那套过激理论也帮了不小的忙，而我也乐得穷寇莫追，随它去了。否则他的这根明显强词夺理的可怜的心理支柱，或许也会因为实在看不顺眼，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些年来，我和张生之间始终在玩一种比拼内功的危险游戏。我尽量加大说真话的批评力度(当然是拣软柿子捏)，张生则尽量扩充他的气量。哪一天我走得太远，或者他到了容忍的底线，游戏也就结束，变成“今天天气哈哈哈”了。这样的悲剧不是没发生过，但我私心希望永远别在我和张生之间。
张生，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一个特务》、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随笔集《可言，可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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