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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傅小平
不管是否喜欢他，没人能忽视张大春在当代华语文学圈中的独特存在。3月30日，这个被冠以文坛“鬼才”与“异数”称谓的台湾作家来到上海。之前，在北京，他与莫言、余华、李锐、阿城等作家对话，而他在上海华东师大和复旦举行的演讲，则分别由陈子善和王安忆主持。张大春的“闪亮登场”着实让大陆的读者开了眼界。
20年的小说写作，张大春可谓玩遍了各种小说“戏法”，连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都不由感叹，“他一身好武艺，我辈中小说的工匠技艺部分有谁胜过他？”然而这一次，他收起了玩心。在日前“世纪文景”推出的新作《聆听父亲》中，他第一次如此之老实，第一次暴露了弱点，第一次表示:“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
抢救行将消失的家族记忆
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当时父亲告诉他:“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从小听父亲讲述家族故事，很自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化“乡愁”的张大春，于父亲生命进入末期、孩子生命即将开始的一刻，开始试图问答:“我从哪里来？”
张大春说，父亲病重，给他以强烈的震动。他当时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父亲有一天突然离去，那些关于他的经历、他所熟悉的家族记忆也都将随他而去，“我做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行将消失的家族记忆抢救并重新整理出来”。
他的写作在与父亲的交谈中进行，但这样的交谈持续不了太久，父亲不太愿意去面对他摔倒之前的人生，写作因此常常中断。无奈之际，张大春突然想起了他六大爷生前写的长达70页的家史“流水账”——《家史漫谈》。“1988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回到山东老家。在跟六大爷聊天时，我发觉许多事我不了解，就请六大爷帮忙写一个摘要，《家史漫谈》就这样出来了。那里面记的很多事连我父亲看了都觉得很意外，惊诧于六大爷怎么会记得那么多。”
从这个凌乱的稿件中，张大春梳理了家族史的大致框架，在整合父亲回忆的基础上创作成了《聆听父亲》。他坦言，刚开始写的时候，他将未出世的孩子作为理想读者，孩子也的确还未出生，他写得很从容，动情处可以肆意声泪俱下。但孩子出生后，他整整四年时间没办法写。后来再着手写那接下去的7万字时，他先把所有要跟孩子叙述的小情节空着，一口气先把所有“不能撒谎的地方”写下来，“读者可以看出，小说后半部分我跟孩子说话的场景变少了，那是我最真诚的时候。”
叙述细节力求“一笔勾魂”
在北京与张大春的座谈中，莫言打趣说，这样的家史小说，要叫他来写，少说也得写上百万字。张大春表示:如何书写家族记忆这样一个大话题，对他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他的奥秘就是从“小”处着手。他从家庭着手，越写越“小”，从家族的变迁，写到祖、父辈的时候，开始细写每一个人的命运。十一岁站柜台、十五岁当掌柜、四十多岁暴毙的曾祖父，以“牛肉馅得放大葱”为家规的曾祖母，言语朴实却总能准确预言的祖母……
张大春说:“当时我对这部小说有一个允诺，那就是不能建立在任何一个不确凿的事实的想象上。人努力活过一世，恐怕最后就留下一个点在历史的长流中，所以写人生是越简单越明了，不加任何的想象、雕饰，甚至消灭了细节，极致就是所谓的‘一笔勾魂’。”
有读者看完《聆听父亲》后认为，与《城邦暴力团》《春灯公子》等作品相比，《聆听父亲》可谓是张大春放下“叙述花枪”的真情之作。对此，张大春回应说:“在台湾，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我喜欢在小说中炫技，我也的确曾经真诚地炫了好多年，大概因为炫得不太好，最终大家只好还说你炫技。最近我重看了《聆听父亲》，我觉得我好像变真诚了。老实说，《聆听父亲》肯定有炫技的成分，如果有人看不出来，那说明我稍微进步了点儿。”
只为“理想读者”而写作
在台湾，每每有人说起张大春，就道他是个“文学天才”，张大春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够耐得住超乎常人的辛苦锻炼”。“如果只看结果，是看不到什么叫天才的。就像我，撇开对自己的要求，现在每天写一篇6000字、8000字的小说，就跟吃蹦豆似的。”
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大陆作家阿城当年的一句话“有些小说一打开就是一股扑鼻而来的小说腔”着实惊住过他。他说:“就是对这句‘扑鼻而来的小说腔’的醒觉，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忍住不写’才是‘最辛苦的锻炼’。”“现在很想写的时候，往往会在脑海里转一转，会想这个是不是狄更斯写过了，那个是否马尔克斯也写过了？不认真去想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折磨。吝惜笔墨才是最大的消耗。”
谈及创作，张大春表示他与畅销书作家不同，畅销书作家为吸引大众眼球而创作，而他眼里只有一个读者。他说:如果脑子里有太多的读者，就像要去讨好很多不同的人。可脑子里如一个读者都没有，那写东西如同写日记。因此如何平衡自己和读者的关系非常重要，他的做法是，假设有一个读者，“他存在于外边的市场里，而且他懂我，所以我要为他写。”他认为，如果自己只为这样一个读者写，会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不必葬身或流失于市场大潮中。他称这个读者为“理想的读者”。
除了作家身份，张大春还是一位电台说书人。当记者问到台湾作家的生存现状，张大春介绍说，现在台湾像他这样从事严肃写作的作家生存状态并不乐观，大部分人需要兼职，“有教书的，有做公务员的，等等。普遍来讲，如果仅通过写作产生经济效益，这不大可能。”
张大春 1957年出生于台北，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时报周刊编辑，现在专业写作，并担任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主要作品有《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小说稗类》等。傅小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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