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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竞
“我们在一起。”5·12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除了救援部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20万名志愿者在灾区进行过现场搜救、医疗救护、物资调配等工作。有人说，是他们，撑起了一片人间关爱的天空。这其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平日里，这些年轻的写作者用文字书写个性，展示青春；在国家突发灾难的那一刻，他们放下手中的笔，毅然奔赴灾区……
伍娟:面对惨剧，我无法无动于衷
重庆市作协新进会员伍娟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她是“驴友”，2005年10月，在从“高原孤岛”——中国内地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返回途中，突遇暴风雪，抗争近10个小时后，她从鬼门关逃了出来。曾在生死线上挣扎，伍娟更能体会灾难带给人的致命创伤。
5月12日发生地震时，伍娟是穿着睡衣从4楼的家中狂奔出来的。从这天下午开始，她看电视、浏览网页，总是“泪流满面、烦躁不安”，“实在无法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而无动于衷”。直到13日晚，她在网上遇到一群人，他们都有一个心愿:为灾区人民做点实事儿。
两天后，他们带着四卡车的物资出发了。和伍娟同行的，有学生、教师、公司职员、退伍军人等，原本约定只要25人，可出发时，人多出了整整一倍。有个女大学生，一听说可能去不了，当场就哭了起来；一个民工，待他们要出发时，走上前来说:“我没有钱，但我有力气，你们带上我吧。”
“凄凉、诡异”，在16日凌晨3点抵达绵竹县九龙镇时，伍娟只看到一片废墟，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气味，“我恨不得跑到废墟上大声喊:‘有人在吗’？”伍娟说，她仿佛看到无数生命的痛苦挣扎，而她的心也加速抽动，一点点收紧。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还去了安县、汉旺等重灾区，除了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他们还给尸体消毒、运送灾民、给灾民处理轻微的外伤、向灾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一刻不停地忙碌。每天，吃点压缩饼干，最多休息四个小时。
一次，在去汉旺镇给尸体消毒的路上，一个中年妇女焦急的神情引起她的注意，伍娟走上前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请求伍娟把她带进汉旺，而当时汉旺已经封锁，大量尸体容易引发疫病传播。她哀求地哽咽着:“我们家11口人，10个人都在里面，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说完，放声大哭。伍娟也哭得无法抑制，但只能轻拍那个妇女的背。伍娟说，她很想用“也许会没事”的话去安慰她，可“我不敢”。
诸如此类的生离死别，一时间涌进伍娟的眼中、心里。她说，那些天她发现自己竟然那么脆弱。而她和同伴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地为灾民做点事。一天深夜，下起暴雨，又余震不断。他们自带自搭的帐篷差点被风掀倒，更危险的是，就在帐篷附近，一根又粗又长的水泥柱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人已冲了出来，可物资怎么办？这些可都是灾民的必需品。来不及迟疑，他们迅速开始抢救。利用水泥柱摇晃的间隙，他们冲进帐篷，把物资抢出来放进车里。那一夜，危险又紧迫。伍娟说，她当时很担心，因为跟她同来的志愿者大多是“80后”。其实，她自己也只有30岁。
张悦然:在救援现场，我有深深的挫败感
在北京的张悦然，得知汶川地震后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去”。可行动的决心并没那么坚决:我去能做什么？会不会添乱？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她还是从北京飞到绵阳。因为，她的行动得到了朋友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她得知在绵阳市中心医院，有很多灾区来的孩子需要照顾。
对张悦然而言，能到灾区第一线，出于机缘。在绵阳，她和同伴从机场坐出租车到医院。途中，被两个大学生拦住了:他们想要坐车到北川寻找亲人。张悦然说，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当然愿意”。去北川的路，有一半是徒步走上去的。沿途，张悦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人间烟火的气息已经完全熄灭”:瓦砾中压扁的铁皮糖罐、毛绒小兔，扯碎的印花窗帘从倾倒的楼上垂落，还有露着青白牙齿、足部已有腐烂的女子，印在残垣断壁上的丘比特之箭……
“那么多死亡突然真实地出现面前，渺小、无力的感觉非常强烈。”在救灾的现场，张悦然说自己有深深的挫败感，“可以帮上忙的事情，确实非常有限。”她所做的，只是分发一些手套、口罩。虽说陪着两个大学生找亲人，可当得知他们的父母还被困在远处的山上，连救援部队也无法到达时，“我只是沉默地跟随他们行走”。
从灾区返回后，张悦然在博客中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是否可以悲伤得更平静一些？”当记者对此进行询问时，她讲了一个故事。在绵阳中心医院的儿童病房，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额头上有一钱币大小的洞，满脸是黑色结痂的伤口。地震后，她从废墟中一点点爬了出来，而她的父母下落不明。一上午的时间，来了十几个记者，他们的镜头从没离开过女孩额头上的伤口，问题也大多是，你的父母呢？你想他们吗？就在那一刻，张悦然突然希望，这种灾难中的全民悲伤，可以轻一点，快一点过去，“若让它延续下去，女孩将在无数次叙述自己悲惨的遭遇中成长”。
“不要让灾难变成一个巨大的秀场。”张悦然说，这场灾难中，还有很多喊口号的人，也有很多形式化的东西存在。比如，捐款是值得肯定的，可总有一些人“大力宣扬自己捐款的数额。灾难，难道可以成为凸显个人的方式”？
我们的选择只是一种普通的行动
较早赶赴救灾现场的青年作家志愿者，除了伍娟、张悦然，还有韩寒、纪尘、苏瓷瓷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之所以义无反顾，在于内心的强烈渴望，“直接进灾区尽一点力”，这只是个人的选择，一种普通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拥有日后炫耀的资本”。
所以，在记者采访伍娟时，她只说别人，而很少谈自己。联系多次后，记者只能通过周边采访获得一些关于她的信息。可以肯定的是，在重庆通往汶川的路上，这个重庆女孩至今没有停歇，她要将力所能及的救助持续下去。
而张悦然，在毅然赶赴灾区之后，因为公事跟北京作协常务副主席李青联系时，也一再强调，不要向外界透露，她只想自己去做点事儿。这次灾难对于她的意义，更多是自我灵魂的洗涤与救赎。“那一刻，某种善良一下子涌了出来，真的就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她说，如若这种纯然、强大的力量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的一种馈赠”。
广西作家纪尘，在记者联系她采访时，她婉拒了，只说会在博客上说明一切。在她的博客上有这样几句话，也许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当初，我是怀着“拯救”这样一个愿望去的，而今，我却发现，事实上，是我在接受拯救。在这场灾难里，我学会了感谢食物和饮料，感谢布匹和鞋袜，甚至感谢一本包装并不精致的书和清晨不经意冒出来的一丝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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