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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相——信！”这些最初的宣言只是北岛诗歌的起点。如今，他依然在象形文字的丛林中穿越，为自己的内心寻找永恒的依托。近日，他的散文集《青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说，乡愁人皆有之，对于作家来说，语言上的乡愁——通过语言之途抵达源头的努力——才是最致命的。
新京报:从1989年至1995年的6年工夫里，你在7国中搬了15次家，现在呢？
北岛:自1993年我从欧洲移居美国，在加州定居。由于在美国多所大学教书，加上参加各种国际文学活动，一年中大半时间还是在路上，这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去年8月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新京报:青少年时期的游荡和中年的漂泊，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北岛:我想起台湾诗人商禽的一本诗集，题目是《用脚思想》。我们就是属于用脚思想的一代。用脚与通过书本对世界的认知完全不同，首先是不教条不信邪，再有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真实更绝望，因而也更有韧性更有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纵使命运坎坷，但在精神上是打不败的。
新京报:你曾批评过诗歌翻译并引起过争论，你如何看待诗歌的“不可译”？
北岛:这说到底是语言身份的问题。在英语国家，用英文教学生创作，自己则用汉语写作，感到的是母语的珍贵与丰富。由于偶尔涉足，我的确被国内大批粗制滥造的译本激怒了。当年我们地下写作时所接触的各种译本，几乎都很优秀，倾注了老一代作家和翻译家的心血。而现在大多数诗歌翻译则走向反面，对现代诗歌造成严重的误导，驱散了潜在的读者群。
新京报:你的诗歌创作是否也受到过“翻译文体”的影响？
北岛:我的基本观点是:1949年以后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改行搞翻译，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翻译文体，为60年代末诞生的地下文学提供了文体基础，使传统通过一种曲折的方式得以延续。还有，自1962年到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全面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内部读物，俗称“黄皮书”，甚至可以说，当年每个青年作者都受到这套黄皮书的影响。
新京报: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作用极大，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北岛:在我看来，诗歌功能在80年代被过度放大，这与特定的历史转折期有关。由于解放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语言，诗歌一度君临天下，社会与政治功能被凸显。也正因如此，当社会与政治功能消失后，诗歌迅速萎缩，视为敝屣。其实，诗歌是潜流，不能因为它曾经浮出过地表就非得被当成灌溉资源。
(《新京报》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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