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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年前《上海的风花雪月》成为畅销书起，陈丹燕就不断遭遇到“误读”:怀旧、时尚、小资。“你的幻想可能错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但她也知道，误解很难一下子清洗掉，就像人们对于上海、甚至是上海的历史一直存在的那种妖娆的想象。
陈丹燕是在一个移民家庭的环境下逐渐认识上海的。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带着批判性。她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一个完全可以不用讲上海话的大院里，“我哥哥是在北京长到上初中才去的上海，他对我说，你不许学上海话，学上海话我打死你。”她的写作角度其实与其他上海作家并不一样。
甚至直到现在，陈丹燕也不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上海，对于上海，她的感情是“爱恨交织”。她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一些隔阂，“它的精神面貌和我书中写到的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投机性，暴发性，商业性，这三点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不能爱屋及乌。”
30岁以后，陈丹燕就把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上海的探索上，尤其是上海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写上海三部曲是为了“自身的困惑与需要”，而此次写作外滩故事也一样。这也是她自己的问题。“我是在这里长大，但它到底是不是我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六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有关外滩的很多事情都让陈丹燕感觉吃惊，特别是外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后，仍然表现出来的那种“变本加厉的物质性”。“我总感觉，就像一个人经历沧桑后，会铅华尽洗，变得通达，但外滩没有，它的性格里的商业性和物质性不仅没有去除，而且老当益壮，加倍物质。原先只是洋行，现在却遍地都是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旗舰店。”她感叹道。
(《北京青年报》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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