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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本就是个纯商业概念，如果我们过分地放大其作用、责任和功能，自然会听到“无书可读”的怒吼
按理说，出版与阅读应该是相生相长、相辅相成的一对。可是近几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出版数量大增，另一方面，阅读却出现某种恐慌情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冲突？
“畅销书”是个舶来词汇，上世纪初，美国的《读书人》创建图书销量的排行榜，评出销得最好的图书，这是个纯商业概念。20多年前，畅销书的概念进入中国，成为出版人追逐的目标，因为它是出版市场化的标志之一。伴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畅销书的地位不断提升，甚至达到主导出版行业走向的地位。诸如，我们进入了畅销书时代，能出畅销书的编辑才是好编辑，能出畅销书的出版社才是好出版社等等，这样的说法似乎无人质疑。再深一步，伴随着极端商业化倾向的出现，有人开始忽视或蔑视出版的文化属性，曲解公益出版与商业出版的关系，用畅销书的经济原理说明商业化与文化的抵触，为出版“走向低俗”寻找借口。一些出版社将流行小说列为重点书，与学术和经典并列，甚至挤掉后者；他们说，“在市场化的旗帜下，我们的唯一追求是畅销书；把文化传承之类的事情留给政府、学术文化团体、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云云。
不妨看一看30年来畅销书的书单:上世纪80年代，畅销书榜上写着琼瑶、亦舒；90年代，西方畅销书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刘晓庆《我的自白》引发了名人传记系列的畅销；当然，还有余秋雨、王朔、王小波。新世纪，我国畅销书操作日渐成熟，像《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哈利·波特》、“几米绘本”、《幻城》、《我们仨》、《狼图腾》、《达·芬奇密码》、《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显然，它们都是好商品，或许也不乏好书。但是，它们的主流原本就没有“承载什么”的责任；它们只是商业出版的一个门类，它们只是四大“流行文化”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过分地放大畅销书的作用、责任和功能，自然会听到“无书可读”的怒吼。
记得前些年去美国，当时《莫妮卡的故事》正在畅销。我问一位美国出版商:“此书是美国今年的文化头牌么？”他惊异地摇着头回答:“什么文化？是垃圾头牌。”
(《人民日报》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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