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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次书业观察论坛上，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在回顾过去10年国内人文出版状况时认为，这10年是一个“非正常发展期”，“整个文化产业陷入娱乐化的泥潭”:“我们不好说大崩溃就在前面，但每天都有700多种新书上架，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
写作从来都是在严肃主题和商业目的之间摇摆的。今天所说的严肃主题，从形式上看已经脱离了宏大叙事，随着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风气的浸淫，追求阅读的快感已成为写作潮流。然而，欧美文坛后现代并没有被曲解为写作功用上的意义消解，而只是体现为表现手法的不同。
2006年上榜《时代》杂志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唯一一位英国人是年轻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她上榜的理由是:“融睿智与影响于一体，她能透彻地感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德国，一批成长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年轻作家，放弃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拒绝宏大叙事，“融入欧洲潮流，衔接美洲时尚”，文风轻松，生活化、平民化成为这批年轻作家的重要特征。他们便是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德国“89后”。
文风的诙谐轻松几乎已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有评论者认为，以前所谓严肃高端小说与纯粹愉悦读者的低俗小说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二者的融合正在成为全世界小说家写作的潮流。
文学的“泛娱乐化”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的年轻作家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然而更多的娱乐并非体现在文本上，而是作品之外的娱乐化操作。炒作、作秀、抄袭、口水仗……在作家、媒体、书商、出版社与读者的合力下，一切有利于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手段都被加之于日趋市场化的文学。
如今的年轻作家们，传统的脐带早已被剪断，上世纪80年代作家视为母乳的西方思潮对他们也已经丧失了影响力。所谓“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问题”，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如今，随着我们自己的文学日趋市场化，我们都以为那些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所有的批评在面对市场的时候都是乏力的，严肃的批评慢慢在大众的嘲讽声中悄然退场。
所谓文学的“泛娱乐化”，应该体现为一种写作风格上的转变，而不是在作品出版、发行等环节人为制造的娱乐化事件。
(《中国青年报》曹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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