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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色彩》是帕慕克最新作品，2007年在英国出版。内容包括笔记、散文、小小说及诺贝尔得奖的演讲辞，是帕慕克对自己30余年创作生涯的总结与回顾。其中两篇文章，写到作者亲历的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本文节选第二十八篇《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有删节。
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帕慕克：“为什么人们不离开此地”
我的梦境和很多人向我描述的非常类似。在梦里，你看着自己的床，躺上去的一瞬间，忽然产生了对地震的恐惧。就恰在此时，地震瞬间而至，强烈无比。你看到床前后摇动。随着震动，你的小卧室、整个房屋、床、周围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了原地，在晃动中扭曲变形。慢慢的，你的目光移至屋外，所见景象一如电视中直升机俯拍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废墟，触目皆是；此时，你意识到了灾难的巨大。但尽管相信末日审判，你——仿佛梦里不知身是客——暗自窃喜，因为能看到地震，就证明你还活着。同样，还有责怪你考虑不周的父母、配偶:他们责怪你，但他们还活着。做这些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恐惧和战胜它的愿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回忆说，尽管感到恐怖，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罪孽已除，就像做完宗教仪式之后感觉的那样。很多因恐惧而战抖的人，在半梦半醒的黑暗之间漂浮，总是觉得似乎在他们睡觉之时，真的会有一场地震来临，正是这种真实的恐惧引发了这样的梦境。如果身边没有可以叫醒并和他商量的人，如果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梦还是真实，他们就会在第二天清晨去读那些有关余震的最新报道。
在那张我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我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在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我在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我在几次地震演习中，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同样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我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我不愿把它们搬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各类传闻，像城市里野狗的狂吠。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当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怪关系时，我一笑置之。“别笑的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子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就听不到了。”
后来，更有一些偏执妄想开始转向国内:每天早上敲你门铃，给你送来牛奶和报纸的看门人，会用与警告你一小时后将停水的相同语气说，预计一场大地震会在晚上七点十分来临，将会摧毁整个城市。或者是，某个对即将到来的地震毫无自己观点的可恶科学家已经逃往欧洲了。又或是，据说政府对即将发生什么十分清楚，已经秘密进口了上百万的遗体袋。你还会听说，军方已经出动大量挖土机，在城市外的空旷地带挖了数个墓坑。一个对自己房屋构造质疑的朋友——当然还包括地基——搬到了同条街道的另一栋楼内，仅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安全一些。
某天，一位年轻的、刚刚结婚的、非常乐观的女士来到我办公室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得像觉得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似的活着，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然后，小心地、慢慢地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在彼处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隅隅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别样的色彩》帕慕克/著宗笑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公司出品)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交锋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城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发生大地震。地震引起海啸，地震引起火灾，大火足足燃烧了5天。富足的都市、基督教艺术和文明之地的破坏，触动了中世纪的信念和乐观的心态。
当时欧洲神学正风行乐观主义，宣扬“天定和谐”，“一切皆善”。但伏尔泰在震后发表的长诗《里斯本的灾难》中质问:“什么样的罪孽，什么样的过失，使得孩子在母亲的胸脯上倒下和流血？”诗中流露出来的宿命论和绝望情调，把同时代的卢梭激怒了，他写下《致伏尔泰论天命的信》。
此次争论对两人思想影响甚大。四年后，伏尔泰针对双方的争论写出了哲学小说《老实人》，书中以一个经历里斯本地震的老实人及其老师的系列讨论，用寓言、幽默方式表达自己的思考。
《里斯本的灾难》(节选)
呆头笨脑的哲人们大叫:“凡事皆属正义。”
来——看看这惨淡的废墟，这衣裳褴褛的人们，这悲惨的地方，这瓦砾，妇女和孩子们一个个堆起，断裂的大理石压着破碎的肢体；
你说，这是永恒规律的必然难道说，是上帝必然选择了这样的悲惨？
……
人是自己的陌生人；他不知自己来自何处，去往何方。
一张泥床上受苦受难的原子，
遭命运嘲弄、被死亡吞噬；但那会思想的原子，用望远的眼睛，
在思维指引下，测量了遥远的恒星。
我们的存在与永恒相连，我们永远看不见自己，也无从了解。
这个世界，这个骄傲和谬误的舞台，
挤满了病态的傻瓜，他们在谈论幸福……
我的确曾经用不那么阴沉的声调歌唱过普天欢乐的阳光之路；时过境迁，老之将至，
带着人类的弱点，在暮色中寻找光明，
我只能受苦，却不会呻吟。
(伏尔泰/著 郭勇健/译)
卢梭致伏尔泰的信
(1756.8.18)
先生，您不愿意别人把您的诗看成拂逆天意之作；我也不想给它冠上这种名称。我知道应当把作者的意图和作者的主张可能导致的后果区分开来。我被迫正当地自我防卫，我只想提醒您，我描写人类悲惨处境的动机是可以宽恕的，甚至值得称颂，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告诉人们他们如何造成了自己的种种不幸，因而如何避免它们。
肉体的痛苦，凡是有人类参与的体系中，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人类得不到完全的幸福？而是人类为什么存在？而且我觉得我已经证实过，除了死亡——只是此前的各种准备才使他勉强成为痛苦，我们大多数的肉体痛苦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还是以您的主题里斯本为例吧，您得承认，大自然并没有在那儿聚集两万栋七到八层的楼房，假如这座大城市的居民分布得更加均匀一些，住房分散些，损失就不会如此，损失就不会如此惨重，甚至毛发无损。大地稍一晃动，人们就可以四下疏散，第二天我们会在二十公里开外的地方与他们重逢，大伙高高兴兴，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可是人们不得不留下，固执地守着破屋子，哪怕大地会再次颤动，因为留下的家产远比能带走的值钱。有人想取自己的衣服，有人想拿证件材料，还有的去拿自己的钱，结果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不幸丧生？大家伙不是都认为身躯成为自身最不起眼的部分，当其余部分丧失殆尽时，几乎没必要保全肉体了？
您希望(谁不这么想？)地震发生在沙漠深处，而不是在里斯本。人们可以怀疑沙漠不发生地震吗？可是我们不提那些事儿，因为它们伤不着我们唯一看重的城里绅士们:地震甚至伤害不了散居在偏僻地方的动物和蛮荒人，它们不怕屋顶坍塌，房屋起火。可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境遇又说明什么呢？是否意味着世界的秩序应该跟着我们的性子变，大自然必须屈从于我们的法律，为了禁止在某个地方发生地震，我们只要在那儿造一座城市就行了？对我来说，我到处都看到，大自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痛苦远不如我们自己添加的那么残忍。
(选自译林出版社《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有删节)
相关链接
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杰克·伦敦《旧金山毁灭了！》
1906年4月18日晨5时13分，8.3级地震袭击美国旧金山及周围地区。地震后发生的大火整整烧了3天。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亲历这次地震，并写下《旧金山毁灭了！》:“历史上，还没有一座现代的辉煌城市像旧金山一样被这么完全彻底地摧毁掉了。……一切都被这场大地震和大火灾吞噬掉了！”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从辉煌繁华到转瞬间萧瑟废墟，杰克·伦敦深受震动，同年写下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小说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人类对命运的顽强抗争既出乎人性的本能，也彰显着生命的光辉。
1995年阪神大地震——村上春树《神的孩子全跳舞》
1999年8月至12月，村上春树在杂志发表“地震之后”系列短篇:《UFO飞落钏路》，《有熨斗的风景》，《神的孩子全跳舞》，《泰国之旅》，《青蛙君救东京》。小说时间都在1995年震惊世界的大阪、神户大地震后一个月。评论家称:“村上春树这部新作，把被收到国家形象中的阪神大地震、把一个个被害者、把将他们无意识地推向国家幻想的方向的我们身边那一个个人，分别一个个夺回到‘个人’的一侧，他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也就是说，这必须是一个‘文学如何处理地震或震后’的问题，必须是面向着历史的逻辑的解答。”“关东大地震后，(川端康成等)新感觉派抬头了，阪神大地震后，村上春树迎来了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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