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逝世
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余扬
6月10日，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前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在德国逝世，享年79岁。之前，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访华，在演讲中被问到他对艾特玛托夫的看法时，帕慕克曾表示:“他在土耳其也很受欢迎，我读过他的小说。但我更喜欢他早期的作品。那是人类生活的精华，纯真且简单……我觉得他有资格得诺贝尔奖。”然而，问答的双方恐怕都没想到，仅过了几个星期，话题的主人公就溘然辞世。
据悉，艾特玛托夫是在观看电影时病倒的，影片改编自他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5月19日，因被诊断为肺炎和肾功能衰竭，他被送往纽伦堡医院治疗。
艾特玛托夫逝世后，他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当即宣布，6月14日为国悼日，巴基耶夫总统对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下达总统令:“对人民作家的葬礼进行现场直播。”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也致唁电表示哀悼，普京称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会记住这位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此前，2008年被宣布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年。
对于只有500余万人口的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人物。他曾三次获前苏联国家文学奖，一次获列宁奖，他的十二部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被改编成歌剧、芭蕾舞剧，这在前苏联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艾特玛托夫的重要价值，更在于他把吉尔吉斯斯坦带到了世界文学的前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统计，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一百多个国家发行。甚至一个世界上总共只有4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也用本族语言出版过他的小说。在德国，据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而在我国，除了汉语，还有维吾尔族语的译本。
当然他的贡献不仅于此，尽管在后期作品中加入了诸如科幻、神话等元素，艾特玛托夫仍然是个有重要地位的俄罗斯式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传统俄罗斯古典主义书写方式就此终结。
在苏俄文学解禁时期成绩斐然
上世纪50年代，艾特玛托夫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1958年8月，苏联《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小说在“解冻”不久的苏联文坛和广大读者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获得广泛的赞誉。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法国作家阿拉贡就将它译成法文，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从此，这位青年作家跻身于前苏联一流作家的行列。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石南征表示:“艾特玛托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新潮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脱颖而出。他的作品既保留了丰富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气息，具有现实主义传统，而弥漫小说的那种浓郁的诗情画意，即使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很独特的。”
艾特玛托夫在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文坛达到了个人荣誉的巅峰。在有些评论家看来，他的成功归功于“出奇制胜”，相对当时随处可见的英雄主义、伤痕文学，他早期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把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英雄留在了远方。他擅长写景状物，草原和天山湖泊在他笔下美轮美奂，在苏俄文学刚解禁那段时期，让人耳目一新。也有评论家认为他坚持的双语写作是他成功的法宝之一。要知道，吉尔吉斯1924年才有新创的书面文字，在这以前还没有书面文学。艾特玛托夫曾说:“我是用吉尔吉斯文和俄文两种语言来写作的。如果我的作品是用吉尔吉斯文写成，那我就要把它译成俄语，反之亦然。我从这两方面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这是一个作家非常有趣的内部工作。我确信，这能使你的风格更加完美，使你的语言更富有形象性。”
此后，他的创作发生重大转向，后期小说《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思考的是民族，更多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人类命运问题，但再也没有重现早年的辉煌。后来，他基本放弃了文学创作，作为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前苏联时期他是驻卢森堡大使，去世前是吉尔吉斯斯坦驻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大使。
艾特玛托夫有很深的诺奖情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把他列入获奖候选人名单，他曾邀请该委员会的成员参加在他的故乡伊塞克湖畔举行的活动，试图用盛情的款待换取他们的选票，但终究与诺奖擦肩而过。
创作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备受争议
艾特玛托夫声名鹊起，是在前苏联经历二战后的十年。他和拉斯普京等作家一起，以反思战争创伤为突破口，给前苏联文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就文学成就而言，艾特玛托夫是战后苏联文学的集大成者之一。
一如他一夜成名的离奇经历，艾特玛托夫此后的创作，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而与国家政治与政党政策的紧密关系，更使他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
在他发表于1980年的首部长篇《一日长于百年》的前言中，艾特玛托夫在谈到小说主人公时说，叶吉盖“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的本质恰恰在于他是时代的产儿”，因此他的遭遇“集中了时代的特征”，而构成小说另一条主线的“科幻情节”，艾特玛托夫虚构科学幻想故事的意图，也不过是在“合作”“共处”的外衣下，配合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此后六年，他推出三卷集长篇《断头台》，出版伊始就招致文学界的激烈批评，然而就在《断头台》面临被评论界拒绝的危险时，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为他投了赞成票，随即该长篇风靡苏联，究其实，戈尔巴乔夫支持《断头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小说表现了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首任总统后，邀请艾特玛托夫加入由12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不久他又任命艾特玛托夫出任驻外大使。或许正是有鉴于此，质疑艾特玛托夫作品价值的评论家大有人在。
时代变迁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苏联的解体，他遭遇了创作危机。原《世界文学》主编、老翻译家高莽于1980年代末，和他成为朋友。高莽曾这样谈起作家在晚年遭遇到的创作困境:“1993年1月13日俄罗斯《文学报》发表了艾特玛托夫《致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信中透露了困扰他思虑和久未发表作品的原因。他认为祖国的‘文学正经历着痛苦、破灭和新偶像出台的时期’，‘过去的文学被活埋在历史的大坑里了’，‘人们的心态变得如此复杂与冷酷，以至于过去那种幼稚的善恶哲学对他们已毫无影响。文学发生如此的蜕变，我个人没有足够的准备。不过，我将努力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痛苦的事，需要很多时间适应’。”此后，他出任驻外使节，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
曾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中国文学
艾特玛托夫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特别推崇与他同一民族(中国称柯尔克孜族)、90岁高龄的史诗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并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去新疆拜访他。经有关方面的协商，今年，两人的晤谈事宜已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外办的正式批准，正在与吉国文化部进一步商谈细节，没想艾特玛托夫溘然辞世，终为憾事。
事实上，中国对他的“回报”也是极为丰厚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就被翻译刊登在《世界文学》上。而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买下了他的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并陆续编译出版。许多中国作家在谈到自己的阅读书单时，会不时提到他的名字。
艾特玛托夫多部作品的译者、翻译家谷兴亚表示:他的站位很独特，立足本民族，直面苏联的现实，眼观全世界。写作技巧上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现代派影响，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将过去、现在、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后来他长期生活在西欧，视野进一步开阔，看问题看得更尖锐了。
作家张承志在写作之初遇到的作家就是艾特玛托夫，“我读过一些他的作品，开始于《群山和草原的故事》，止步于《断头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作品中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我因为有多年在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
作家杨显惠对他的作品甚为推崇。他说:“我几乎读了能找到的艾特玛托夫的所有作品，他的作品也的确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写作。直到1990年代，我才摆脱了艾特玛托夫对我的‘纠缠’。”
作家迟子建多次访问俄罗斯，然而那时候的艾特玛托夫长时间住在欧洲:“晚年的艾特玛托夫，在文学上有点失去了阵脚。大概这与他后来人生的选择有关，他在该选择寂静的时刻，趋向了热闹。艾特玛托夫的死，可能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
学者林贤治同样更欣赏早期的艾特玛托夫，“后来他的小说有了很大的转变，和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拉开了距离。他经历过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但在作品里很少看到他的立场和态度。作为作家他回避了他的社会责任，没有触及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为艾特玛托夫举行隆重的葬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