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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写给孩子们的书—— 两百年的孩子
［日］大江健三郎
这是大江先生写给孩子们的书，也是他的童心的再次体现。故事在他熟悉的森林里展开，充满幻想和趣味，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在看似轻松的叙述中，所流露出的关于人生和未来的深沉思考。——莫言
致中国的小读者们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盼着面对中国的孩子们直接发表讲话。去年，当这个夙愿得到满足时，我认为小说家这个职业真是太好了。在那次中国之旅期间，我访问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位女生为我朗诵了一首诗，在这首诗歌里，她写下了阅读我的作品后的感想。
这是一首非常出色的诗歌，那位女生直朴地写出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从中可以真切地看到作者内心里自然的律动。而且，在这首诗歌里，我觉得存在着一种表现，中国的孩子所深切感受到的那种表现。这是除了中国之外，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发现的表现。
回到日本之后(一如我在北京与孩子们所约定的那样)，我对东京的孩子们、九州的孩子们、还有日本北部农村的孩子们，说起了有关那位中国女生的诗歌。
不久后，日本的孩子们给我寄来一些诗作，在其中融入了他们阅读我的作品后的感想。我为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些诗歌都显现出此前不曾见过的深沉表现，日本孩子所蕴含着的那种深度感受的深沉表现。当然，这是受了中国孩子出色表现的刺激才创作出的作品，我因此而体会到了喜悦。所谓深度，指的是垂直性特质，是面向自己的内部、面向自己的脚跟不断掘进，因而得以不断加深的那种特质。
日本孩子理解了中国孩子的诗歌，并因此而创作出自己的诗歌，这是横向进行水平性质的拓展。在这里，深度和广度便被中国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所共同拥有。对于这种性质的交流，我满怀着希望。在孩童时期，会有一些东西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并向外部世界广泛开放。及至成长为大人之后，这些东西只要没被摧毁殆尽，它们的深度和广度之特性就会原样存留下来，而大多数人则会怀着喜悦之情，着力使其更深、更广。
早在我还是孩子时，我的国家发动了战争，尤其是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居住在农村，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即便我们是小孩子，也知道父亲和母亲都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普通人”。父亲那时总是沉默不语，母亲则将小开本的鲁迅小说集送给了我。我对其中《孔乙己》这个短篇小说里那位在“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的少年产生了共鸣，觉得自己与他多有相似之处。(母亲当时经常对我说，小学毕业后，就找一家店铺，送你去当小伙计，好吗？)而且，《故乡》中的下列话语也被镌刻在身为孩子的我的灵魂里，现在仍存活于我这个老人的灵魂之中: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惟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这三个孩子所喜爱的小狗，甚至还一同去了五十年后的未来世界进行旅行。
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刚才从鲁迅的《故乡》中引用的那段话语，我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生存的指南，而且，我打算把这段话语传给孩子们，即便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们仍将继续生活下去的孩子们。
我在《两百年的孩子》里还引用了另外一段话语。那是在我出生那一年，法国的一位哲学家面对孩子们说出来的。现在，我怀着真挚的友情，把这段话语赠送给阅读这本书的中国孩子们。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译者的话
为了历史、现在和未来
许金龙
在为孩子们写的第一部幻想小说《两百年的孩子》里，大江健三郎提到在法国引领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所说的一段话语，他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创造未来，而未来源于过去和现实，这是做任何事的根基。
那么，在《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里，作品又是怎样表现这种以往、现在和未来的呢？
故事始于1984年的暑假，老作家的三个孩子真木、明和朔从东京来到父亲的老家，根据祖母的遗画和当地的传说，在千年老柯树树洞里的梦境之中竟然去了1864年，目睹了无以计数的农民为躲避无法承受的沉重税赋而被迫翻山越岭、逃离家园。明与真木、朔决定为他们提供帮助，便返回到当下的现实社会，在姑妈的帮助下筹措了药品后，三人再度前往120年前的逃难队伍里开设治疗站，直至官府的快枪队追踪至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才离开现场……
1867年，祖母留下的画里，有一幅画是一个男人被关押在牢房里，那是他们在1864年大逃散中邂逅相识的少年铭助。三个小主人公决定不再遵守时间装置的约定，他们带上种种越狱工具，试图在暴风雨之夜将117年前的铭助搭救出来……
围绕我们经常讨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两百年的孩子》里的孩子们也做过类似讨论:
“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回到过去一看呀，便更深入地理解了铭助这个人，这就不是‘无意义’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未来则是尚未确定的事物，可以通过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使其具有无数可能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次谈话促成三个小主人公决定在暑假结束前，再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而这次冒险的目的地，则是80年后的当地。在他们来到未来之后，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原本茂密的大森林由于人为原因而开始颓败，当他们无意中闯入一座超大型建筑物附近时，却因为没有携带所谓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而被戒备森严的保安队关在屋子里，并送县知事处进行讯问。这时他们才知道，县知事正在这里举办一个大型集会，奇怪的是，出席集会的那些动作整齐划一、鱼贯而入的少男少女们穿戴的却是迷彩服和贝雷帽。
显然，故事里的这个未来并不是我们憧憬着的未来——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精神纯化运动”，利用被修改的宪法烧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
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故事毕竟是故事，并不能代表现实，遗憾的是，东京大学学者小森阳一教授表示，大江先生在作品里描绘的可怕未来，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因此，大江先生所描述未来社会的阴暗前景，就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了，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忧虑的失望，通过《两百年的孩子》这个故事，以艺术手法为我们展示了以往(被官方所遮蔽了的历史)、现在(日本当下的政治现状)和未来(日本几十年后极可能出现全面复活国家主义的阴暗前景)，并借保尔·瓦莱里之口，向我们表明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是黯淡的，但这位老作家也在作品里明确地告诉我们，情况并没有糟糕到绝望的地步，那里毕竟还有一群心地善良的人在坚守自己的操守，抵制来自政府的高压，烧毁严重侵犯人权的ID卡等等。
至于如何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不妨以大江先生在北大附中演讲词中的话语来共勉:
“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
(《两百年的孩子》［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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