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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耜
在当代文坛上，王充闾是一位钟情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而又不断寻求拓展和超越的学者型作家。就他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若干历史文化散文作品来看，执著的探索和积极的创新，构成了其鲜明而稳定的整体特征。而最近由中信出版社捧出的历史文化系列散文新著《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以下简称《悖论》)，更是把这种特征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令人瞩目之处是:在这部二十万言的著作中，作家充分调动作为自身巨大优势的丰厚的文化积累和渊赡的知识储备，紧紧抓住帝王命运和历史悖论这两个关键词，展开融史实、哲思和诗情于一体的描绘与言说，其结果一方面在开阔、复杂的历史空间里，发掘出一系列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令人回味无穷，但以往却又偏偏被人忽视或慢待了的现象与规律，从而有效地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另一方面于当今文化领域众声喧哗的背景下，展示了一种尽弃沉疴而又远离时弊，厉扬高蹈而又沉潜笃实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态度，以致使得通部著作在告诉我们历史有什么的同时，又平添了一种应当怎样读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层面的意义。
曾几何时，学术领域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教条主义，把理应多彩多姿、活力无限的历史研究，变成了一堆硬邦邦的材料和干巴巴的结论。其中渗透的那种冷硬、刻板和孤傲，不仅妨碍着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甚至窒息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显然是出于对上述状况的不满和反拨，近些年来，一些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学者和作家，开始借鉴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试图调动和发挥主体的力量，激活凝固的历史，进而与其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应当承认，这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在历史文化海洋里畅游已久的王充闾，明显得风气之先。他的一部《悖论》便自觉吸收了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营养和思路，并因此而呈现出主体进入历史时的卓尔不群的能动性和开拓性。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洵属难能可贵:
首先，大抵是因为观念误区和思维惰性，时至今日，一些历史著作仍然热衷或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景的渲染，而不那么在意如此事件和场景中人的状态与心态，这种重“事”不重人、直至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自然难以抵达特定对象的纵深处。王充闾不是这样，他的《悖论·自序》明言:“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便决定了他笔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的命运史、精神史和心灵史。而这样写成的历史庶几更接近它应有的本质。因为按照王富仁的说法，“历史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的记述”。人若不在，史从何来？
其次，环顾今日的历史文化著作，聚焦于历史人物的作品虽然尚有若干，只是其中以封建帝王为观照对象，特别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立群体而加以集中透视和剖析的，却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多种缘故，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一种观念的偏颇——封建帝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压迫者和专制者，是不应该、也不值得给予过多阐释的。立足于从人的角度把握历史的王充闾，并不这样认识问题，相反，在他看来: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悖论·自序》)这使得他们更具有认识和审美的价值。为此，他的《悖论》牢牢锁定了中国皇帝这个特殊群体，围绕其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多变的历史命运，展开了精细探照与深入生发。从全书效果看，这种探照和生发是成功的。无论是“祖龙空作万年图”的秦始皇，抑或是“建业千宫继统难”的朱元璋；无论是“弓刀夜雪三千骑”的完颜三兄，抑或是“天骄无奈死神何”的成吉思汗，都浮现出以往鲜见的人性蕴涵和精神意义，从而给读者以新的艺术感染和历史启迪。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充闾在解读中国皇帝的精神世界与历史命运时，没有让笔锋仅仅停留于线性的功业成败的勾勒或平面的道德优劣的评价；而是以此为背景，大胆引入了哲学和逻辑学上“悖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让自己目光的雷达和思维的触须，毅然进入二律背反、两难冲突这类无解性的历史矛盾之中，去潜心梳理和认真破译那些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所谓历史的吊诡:始皇帝焚书坑儒，严防读书人造反，而最终亡秦的却偏偏是不读书的刘、项；功业把“流氓皇帝”刘邦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名声受损；宋徽宗和李后主原本是绝代才人，却偏偏被拥上了“九五之尊”，他们以才人的资质做皇帝，其结果只能被命运所作弄；从努尔哈赤到溥仪，三百年风水轮流转，播下龙种的地方却收获了跳蚤……毫无疑问，这种梳理和破译，常常是伴随着迷惘和困惑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之所从。”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正是这过量的信息和多歧的前路，构成了历史应有的真实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而我们只有面对这种真实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历史的深层脉跳。
一部《悖论》承载了大量非理性的、不确定的、充满了矛盾和变数的历史细节与现象，但是却不曾因此就把历史降低为一连串偶然的、无序的人物和事件，更不曾由此下滑，让历史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在这方面，作家的基本态度是:与历史对话，正视其波谲云诡，承认其变幻无常，但更注重其真味与真义。正因为如此，他透视和分析历史上的种种悖论，虽然囊括了大量的偶然因素、异常现象、矛盾事物、微妙细节、边缘存在，以及一系列源于内心的感悟、体验与思考，但所有这些，殆皆不弃两种来自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内在尺度: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性的健康而合理的发展。前者使帝王的行为和命运透过荒诞与乖谬，浮现出社会层面的教训与警示；而后者则在对历代帝王欲望生存和极权之累的否定中，呼唤着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这时，全著便以丰沛的历史含量，确立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同时也与近年来历史领域出现的意趣狂欢，一味解构的后现代思潮划清了界限，进而告诉人们:历史还可以这样读。
(《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王充闾/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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