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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
常在报上读到黄媛短小的书评，不料忽又看到了她的一本全新的散文集《上海红颜》，有十七八万字，共七十来篇，不禁惊讶而欣喜。一篇篇看下来，既读出了她的勤奋，也发现了她的文字的生动和明丽。
这些散文，十有八九离不开对儿时或过去生活的回忆。在第一辑的辑封上，印着一段从作品中摘出的话:“从前……儿时听到的故事总是从‘从前’开始。那时，‘从前’多么遥远，仿佛一辈子都碰不上。怎知也就是眨眼间吧，自己已然有了‘从前’。从前……”从这样的行文里，看得出对于自己已有的经历和回忆的珍惜，也看得出这些作品动笔时的心态。
书中那篇《神奇的芭蕉扇》，写作者看到小区楼前阿婆坐在竹椅上摇芭蕉扇，从而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纳凉时人人手拿扇子的情形。自从听了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后，院子里的小孩都丢了纸扇，每人挥舞起一把芭蕉扇来，神气活现。有一天中午，院子里的简易防震棚忽然着火，作者很疑心肇事者是现场那几个鬼头鬼脑的小孩。火很快熄灭了，孩子们的兴奋却不容易过去，没赶上这场火的孩子直觉得遗憾，就嘲笑几个现场的孩子不会用手中的芭蕉扇灭火，被嘲弄的孩子就反唇相讥，说扇子是假的，越扇火越大。这场争吵始终没有结果，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再来一场火。现在，大家都成了中年人了，那火也没有再来。此文的结尾，作者感叹:现在的孩子实在没我们那时福气好，玩具倒是不缺，但玩起来不着天不着地，哪有我们小时候廉价的芭蕉扇那么神奇非凡。——我以为，这是书中比较优秀的篇什，不仅回忆来得真实、自然，同时，记忆中的故事也并不寻常，那场可疑的火还真有些惊心动魄；但孩子对于故事与生活的界限的模糊，以及今昔儿童玩具的对比和感叹，都是发人深思的。
然而，除了这样的作品外，书中也有不少文章读来感到单薄，缺乏回味。我想，说到底，是因为回忆正如当下的现实人生，并非一切都能进入笔墨，化成文章。儿时的事，比如玩具、游戏、称呼、衣着、饮食，等等，如没有特殊的感情内容在里边，只是记一些“从前”的事实，这事实又是大同小异，尽人皆知，那写出来就不会有太大的意思；即使是未经历过这些的今天的孩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孩子读我们过去的人生记忆，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更因为与他们直接相关而又为他们所陌生，这才好奇。为什么相关呢？最重要的，还是作者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内容，与小读者的心灵暗中相通。所以，一段故事或往事，不能只想着让不知道的人读，还应准备让“知道”的人读，只有当知道的与不知道的都能读出味道来，这才称得上是好的故事或好的散文，因为它的价值，已是一种共通的审美价值，而不只是摊开手里的一两件秘宝。其实秘宝的吸引力很有限，常常倒是我们自己夸大了它；而秘宝一旦摊开，即使对原来感兴趣的人也不再具有悬念。所以，秘宝的魅力只针对部分人，而且只是暂时的(或者说是一次性的)，文学的魅力则要普遍而长远得多。所以有些材料用以吹牛聊天行，写成作品就不行，只因文学还得加入更重要的材料，那就是作家独到的感受和体验。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神奇的芭蕉扇》，我们不妨再想一想鲁迅《野草》集里的那篇《风筝》。这也是说的童年往事，但作者回忆了小时候不让弟弟玩风筝，把弟弟偷偷制成的风筝狠狠地毁了，长大后深为此事痛悔，终于找了个机会向弟弟忏悔，但弟弟一点也记不得这件事了，于是他的心只能一直空落落的……如果光是写了从前孩子有玩风筝一说，文章的分量是没法同现在比的。当然不能要求所有回忆都像这样沉重而厚重，但至少，总要是往心里去过的，在心里留下过真的痕迹的。这痕迹，一旦化为文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生命”。
1931年末，当时的青年作家沙汀和艾芜写信给鲁迅，问了许多创作方面的问题。鲁迅在回答时，曾说到这么几句:“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我希望黄媛以后的散文能写得慢些，选材严些，只选那些有真生命的题材，这样，她笔下的回忆就会更有滋味，她的下一本书也会更有分量，更加好看而耐看。我自己也有轻易落笔的毛病，故记下这些，以与黄媛同勉。
(上海红颜》黄媛/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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