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也有春天

    毛芦芦

    我比较喜欢罗大佑的歌。尤其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我觉得自己无论生活状态还是文字状态，都比较像歌中所说的那种生活在寂寞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远远不如玫瑰啊牡丹啊水仙啊高贵娇艳，但我也像别的花儿一样，在努力倾吐着我的芳香。

    我出生于浙西衢州的一个山村，我童年、少年的成长足迹，全是印在山村野地里的。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和奶奶去采猪草。而我年少时最多的记忆，是和父亲一起耘田、打稻、治虫。曾经，我割禾插秧的速度远远快过我的父亲。可以说，我在上高中以前，生活对我的一切磨砺就是为我长大了当一个农妇而准备的。就像我的老师韦苇先生在我大学时代跟我说过的:“退一步，你就是一个村姑、农妇。”

    是的，在那些青葱的、为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农家主妇而准备的一个又一个日子里，我曾拥有很多快乐:背了一大筐猪草走在村街上频受乡亲夸奖的快乐；一个人在山上打柴心儿被自由放飞的快乐；和伙伴在烈日的田坎边摸泥鳅的快乐；抱着初生牛犊和它一起感受清风抚摩的快乐；为护弟妹把在溪里戏水的混小子短裤一抓而走的快乐……

    但没有书。家里绝对没有课外书。而那东西对我天生有一种魔力，记得八岁那年的一天，当我为给磨豆腐的奶奶添豆而走进村副支书的家，支书那大我两岁的儿子猛地向我拉开一个装满小人书的抽屉时，我的眼立马直了，从此，在整个童年时代，我看那男孩，都是以五体投地的方式仰视的。

    不过，我的没有书的童年生活，却不缺少故事。每到秋稻入仓之后，我家夜夜几乎都有“故事会”。三十来平方米的一间矮屋，做了一个灶两个猪栏，睡着爷爷奶奶和小姑，居然还能容纳十来个乡亲，讲故事听故事。一旁的锅里永远是飘着香味的，焖番薯的香，炒豆子的香，煮花生的香。

    这些香味，和着故事的香味，把我养成了一个极喜欢倾听而不善于言说的人。这也是我爷爷和爸爸同一的毛病。记得那时我们三个在田里干活一天，往往只说十六个字，那就是“走；歇一下力；吃饭了。走，歇一下力，歇工了。”

    所以，后来当我走上读书之路之后，我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和人交流有一定的障碍。特别是面对自己特别在乎的人或事，我常常会陷入失语状态。关于这点，谢华老师曾有深刻的体会。有整整两年，我在她面前完全不会主动说任何话语。那时我已到一所中学教初中，还当了班主任，可我面对前来询问孩子学习情况的家长，总有老鼠见了猫的感觉。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经历，我写东西，总会不自觉地回到乡村童年中去，回到我那本该在的生活圈子里去。也确实，在故乡的每条田垄里，都有很鲜活的生命之花在怒放，他们是真正的野百合，他们的故事，都有他们独特的芬芳。我看见了他们的美丽，闻到了他们的香味，而我恰恰是能写一点文字的人，所以我感觉我是被命运选中了，做某一个地域某一些人群的代言人。痛苦着他们的痛苦，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将他们童年时代最温暖的歌唱出来给外面的人听。我也因之成为我自己，成为你们眼中寂寞山谷角落里的一株野百合。我最近在写、在构思的《福官的城》、《麻花儿辫》、《这算不算初恋》、《我家的沉默朋友》、《青梅竹马》等，都有一种我对乡亲的心痛，对乡村动物的心痛。

    可这株野百合，现在之所以还拥有几个读者，却绝不是因为她的芳香真有多烈，飘出了山窝，飘出了省城。而是因为她三生有幸，走进了温暖如家的浙江儿童文学圈，遇到了像韦苇先生、谢华老师这样给她引路的老师，遇到了像倪树根伯伯、孙建江先生、方卫平教授、周晓波教授这样热心的浙江儿童文学事业的守护神，遇到了像沈虎根伯伯、蒋风先生和半个浙江人汪习麟先生等不断关心鞭策她的前辈，遇到了像《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小溪流》、《文学少年》等能让她的文字与读者见面的刊物，遇到了给过她无限鼓励的冰心儿童文学奖和慈祥宽厚让人禁不住想喊“妈妈”的葛翠琳先生，以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的责任编辑平静，她才能够有机会坐在书桌前，用土里八唧的腔调，来唱一支《野百合的春天》，所以在这株小野百合的心中，盛的可是对每一位老师满而又满的感激！

    我还要特别提到今年夏天的“鲁院之行”。今年，我能作为浙江省的学员代表，到鲁迅文学院去参加“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研究班”的学习，真是莫大的荣幸。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影响我一辈子的大事。正是通过那三个月的学习，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儿童文学人。本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文学界的两栖动物，因为我有好多精力也在写非儿童文学的东西。可一进鲁院的那个班，我就马上“转正”了。说实在的，就连鲁院食堂里那些洗菜盛饭的大姐小妮子，她们也能感受到儿童文学人的善良和美好，感受到我们儿童文学人身上那特别温暖的气息。

    要是说生活在寂寞山谷角落里的这株野百合也有春天的话，那么，我希望这是一个勤奋写作、勤奋开花的春天。

    

    毛芦芦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