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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生
拿到朱晓琳的长篇小说《大学之林》时，正值期末诸事缠手，并没有特别从容的阅读心境。但当我腾出一晚进入这部书稿，视线即被小说吸附和控制，在一次次的纸页翻动间，不知不觉地天就亮了。
这是一个背景地设在上海的大学故事。作为当代学院中人，小说所展示、描写的这一切，场景、情节、人物、心态、问题、矛盾，都与我所熟稔的当下大学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况极为迫近，其间所透示出来的诸多信息是那样及时、准确而生动。看来作者经过长期观察，已熟谙学院政治的个中奥秘，如果让时下的大学教师、干部来读一读，恐怕不少人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甚至可认出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来。一个从波澜不惊的学院日常中“捕获”的虚构的故事，能达到这样丰富而深刻的“具体的普遍性”，显然得力于作者眼光的剔透、叙事功的圆熟，否则不可能写得如此行云流水、得心应手。
又过了一段日子，再回想这部由大学人写大学人的长篇，内容虽也有遗忘和模糊之处，但小说的基本轮廓、主体事件、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格局，仍历历在目、伸手可掬。我们知道，在一个信息过剩、文本互相覆盖的时代，一部小说要写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事实上，别说一般读者，即便对于我这样一个读得多也忘得快的专业读者来讲，也只有那些在叙述的经营上很用心思的作品才会留下如此难忘的印象。
这一前一后的两点阅读感受告诉我，《大学之林》虽然写的是大学知识分子生活的另一面，但由于它对不同知识分子性格、心理的把握相当到位，对形成故事、人物的社会土壤和时代精神背景有着非常真切的感知和呈现，因此，即便对于大多数不甚了解大学世界之变异过程的小说读者来说，也不存在什么接受上的障碍。同时，由于这部作品并不依赖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时易于形成的行业化、书卷气，反而采用了较为平易的叙述语言，因而写得很直观、很有看头，可读性也非常强。这说明，作者的小说意识相当自觉，作品的基础结构和叙事质地相当结实，包括叙事的脉络、走势，情节的推进或转换，还有火候、节奏、笔调的控制等等，也大多经得起较严格的批评性阅读的检验。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我还是感到有点遗憾。遗憾者在于，这部作品在题材和思考上得风气之先的开拓性，似乎多少被它的“平易”面貌遮蔽了；与当代汉语文学中那些优秀的或分量厚重的作品相比，《大学之林》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差距好像不远也不近，不是触手可及也不是遥不可望，因而，它的文学价值颇显得尴尬，很有点不上不下的味道。一个突出的阅读征候是，读时或回味时，这部长篇还难以让人产生较强大的心灵撞击，还不足以构成美学的痛感和力量感，还不能很充分地提供关于当代大学故事、大学问题、大学人的更为深入的反思空间和阐释空间。就题材本身可能承载的现实经验的尖锐性和丰富性而言，扼要指出这部作品所存在的若干不足，对进一步探讨长篇创作中存在的类似问题或许不无裨益。
顾名思义，《大学之林》的显白意是“林”(大学)，隐微意指“鸟”(大学人)，小说的命名显然有意识地应了一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此起名、定调，大抵可想见这样一个叙述人:一个站在林子边上的观鸟者，因为看得多、听得多了，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也已见怪不怪了，所以才转身对读者发出这样一声感叹:你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由此，一段叙述人与其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距离，已暗含在其中。要叙述，当然就会有叙述距离，但我的挥之不去的疑虑是:这里的距离是否适当？是否有点轻慢，反倒助长了某种“看客”心态？而这种旁观心理通常所携带的嘲讽目光或无奈感，是否会先入为主地阻碍了更具同情的理解和更为深入的拷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复杂性和批判力度？
这些问题并不深奥，作者未必不明白个中道理，但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么个叙述位置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很可能产生于一种创作心理与日常生活心理的矛盾——即她的目光是“狠”的、“超越”的，但她的心却是“软”的，胆子或文学抱负又是不那么“大”的——于是，一种既能够显示清醒又能够保持安全的“旁观者”身份，便成了作者调和这一内在矛盾的既是无奈的也是自觉的选择。假如这一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大学之林》之所以还缺乏美学上的痛感和力量感，正与作者的认知误区和创作个性还不够强大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许，她想避开的就是这个“痛感”和“力量感”，或者，她把“点到为止”当成了另一种叙述智慧。
叙述位置、叙述距离其实是构成小说之立义取向的前提。一种兼具切身性和审视距离、能在局中局外自由出入的叙述视点，显然更有助于打开这个故事的感知空间，更能呈现大学世界的本来样态和内在肌理，并更易使叙述和阅读形成反思性的张力。我们看到，《大学之林》已大致勾勒出四世同堂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从建国前留过洋的尹夕寒，到“文革”前、后大学毕业的俞道丕、薛人杰，再到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水清清——这四代大学老师形象的对比度极为鲜明，这本来是极有展开余地的构思，但由于受到旁观的、多少有些平面化的叙述视点的牵制，这一谱系的叙事功能却没有被用到位或用充分。造成四代知识分子差异的历史条件、原因，当代大学理念、教育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困境，以及人物的深层次关系，尤其是他们在心理逻辑和价值观念上的碰撞，不仅被简约化地处理了，而且其间所蕴含的文化紧张感也随之被消释了。
小说的主要篇幅用于被权力文化侵蚀的两代人(俞道丕、薛人杰)之间的权力斗法，虽无甚不妥，但很可以进一步伸展、强化的倒是一头一尾的两代女性(尹夕寒、水清清)。为什么这样说呢？倒不是出于主题方面的积极考虑，比如她们能体现某种超越或抵制庸俗的力量，让我们多少能够回忆起大学的精神并唤醒某种希望，而是因为在结构和相应的长篇容量要求上，这部小说需要她们的其实是“存在”而不仅仅是“出场”。她们不应是一场场权力游戏的“旁观者”或“陪衬者”。她们虽然无力扭转现实，但她们却可以在小说改变透视关系的空间向度，扭转叙述视点的平面移动，以加大张力和复杂性，使这部小说从精神上真正地“立”起来。如果作者在她们身上多投射一想象，多放一些笔墨，我想故事自身已存在的美学势能便会被进一步激活、释放。
(《大学之林》朱晓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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