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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
新年伊始，《文学报》改版，时有妙文刊出。今读则是其中的好看文章一篇。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文化人之间(而且两者是紧密型的文化人，或朋友，或同事，或主编与副主编)类似“辩误”的文章，印象较深的另一篇是郝铭鉴的《致余秋雨的一封信》，因为读时正值炎夏，所以感觉好像是“吃了冰激凌”；读崔《自辩》适逢隆冬，所以感觉好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文人的“辩误”文章，好在不单单是“辩”了“误”，仅仅是辩“误”，则太“小儿科”了，好在让我们读出了“误”以外的些许值得记取的东西。王、余都是我们看重、尊重的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说。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关注他们的“误”。
崔文好在，一，真实。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有层次，有凭据，连二十多年前静安宾馆的信纸也出来说话。二，说理。不是我的，你别凭印象戴在我的头上；与我沾边的，沾到什么程度也如实道来。
相比之下，王蒙则大有逊色。逊色处有三:
一、凭印象。撰写回忆录切忌凭印象。联想到王先生频频失误(有些是关键失误)，此点足可引起“大家”警示。
二、自说“我是”味重。类似的“我下令”“我批准”之类用辞，令人感觉“他的正确”“有远见”。当主编签发一篇稿子，本是工作程序，有签对的，也有签错的；骨干编辑也不是圣人，更何况“建议退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坏事(更更何况也不是他的“建议”)，“下令”言过其重，好像处理一篇来稿，编辑部面临“两条路线之决战”似的，大可不必。
三、上纲上线。退一步说，一位被王蒙称之为“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退了一篇稿子，也不必将此上纲至人的“品质”上去，“失去了中国人所宝贵的‘知耻近乎勇’”只愿大“讲过五关斩六将”“不愿讲走麦城的经历”之语则是很伤人的。写至此，忽然想到主编与副主编是否在平时工作中就有抵牾？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来叙述此事那就更不妥了。
编辑一年中要处理多少用、退稿？二十年、三十年呢？各个编辑部、各个编辑的水平、审美观各有所异，退与用均是平常事。对编辑、作者都有一个心态问题。别说当年的张洁、刘索拉，就是今天的张洁、刘索拉被编辑部退了一篇稿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退的稿并不一定是坏稿；用的稿也并不一定是好稿；今天没有影响，明天也许会轰动；相反也一样，今天轰动了，明天就成了烂稿……这是常有的事。在这一方面，一些“大大作家”“大大编辑”的视稿心态要好得多。
文末，还想对大家王蒙说两句(有点不敬吧？)。近年来，王蒙高产。高产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期望像王蒙这样的大家，人们更希望他多出优产。生命苦短，高龄产妇也不容易。但要么不生，要生就生它一个“大胖小子”，像生机勃勃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人们一定会振臂高呼:《青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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