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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成
不久前，各地作家协会几乎在同时争先恐后招聘签约作家，在文坛很是热闹了一阵。有的只限在省内招聘，有的扩大范围面向全国招聘，开价竞向追逐越来越高，从年薪10000元升至60000元，而且还允诺享有出国采风等体制内专业作家享有的一切待遇。于是出现了竟有人在两个省同时签约两地拿钱的新闻。
招聘签约作家这一招真的这么灵，真的就能出好作品吗？还是因为现在体制内专业作家出好作品的实在屈指可数？为何进行这场对反对声浪很高的体制外自由撰稿人的安抚？
体制内专业作家与体制外自由撰稿人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前一阵，关于作家闹市乞讨、现代诗人征求包养随即有富婆响应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人们饭后茶余助兴的笑资。某报整版刊发对作家包养事件的各方反应，冷嘲热讽者有之，鄙视不屑者有之，作家们对此更是忿忿然表示，这实在丢尽了作家的脸面和尊严，属于提不上嘴的丑事。
是丑事吗？不然。至少我不觉得，而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自以为作家的形象很贵族，必须正儿八经地装出活得很潇洒的样子来吗？作家这一行当，那个令人尊崇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时代早已不再，不过是个自由职业者。包养怎么了，为什么一听“包养”二字就犯忌，是不是马上会联想到大款包养二奶上去。说穿了，作家闹市乞讨、诗人征求包养，其实根本上都是一个包养问题。前者因没有拿到体制内包养的工资，后者因生活得实在过于拮据。事实上，现在体制内作家不是被包养着吗？更有许许多多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正努力争取着“签约制”、“合同制”被包养，不同的只是一个由作家协会出面包养，一个由个人出钱直接包养，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羞笑何来。
说起专业作家制，我尚记得，那是1957年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才开始在各省试验。记得那时申请当专业作家条件较苛，一是非得有一定的创作实力和作品方可申请。二是取消现有工资，两年内可以向国家贷款，也就是说不包养，有风险，两年后就得靠稿酬自食其力。江苏就只艾煊、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等不到10位作家被批准。不过，那时的稿酬标准比较高，还延续着建国前的稿酬制。据当时上海朋友告知，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一书稿酬四千元，版税却有数万。当时数万是个什么概念？饭店里阳春面仅0.11元一碗，买一幢花园洋房只须数千元，万元可相当于现在的百万。靠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还不是十分困难。但是，反右以后，专业作家制无形中就无声无息了。江苏的几个专业作家，几乎都成了尚在筹划中的同仁刊物“《探求者》反党小集团”“分子”。直到几年以后，再成立专业创作组时，专业作家就仍然按各人原来的工资标准拿工资了，也就是包养了。
作家包养，不妨历史地多角度地来看其利弊。
其一，专业作家本来就都是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不应该是旧时代那种没有管束的自由职业者。既在体制内，就得服从组织安排，要为政治服务，要你写什么就得写什么，要你怎么写就得怎么写。一度还提倡过“三结合”创作，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杆”，纯粹将写作当作一门技术活。你对所写的题材不熟悉吗，那就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已遭彻底批判。作家必须改造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好像现在不再干预作家写什么题材了。自从小平同志在第四次作代会上讲话以后，写什么，怎么写，可以由作家自己做主了。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解放，除了有反映时代生活重大题材的作品外，频频出现许多突破过去传统禁区的作品。随之，一些五花八门现代主义的东西也乘此大潮蜂拥面市。现在也不大提“体验生活”了，认为这个词不准确，应改“感受生活”。当前许许多多写封建帝王的作品，如何去体验。体制内有个著名青年作家曾说，我18岁以前的生活，就够写一辈子的。
其二，可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去台湾，台湾作家言谈中十分羡慕大陆作家，由国家养着(没有用包养二字)，按月拿工资，无生活之虞，无后顾之忧，真是太幸运了。台湾基本上没有专业作家，生活来源都靠在社会各行各业任职，尽管台湾报刊的稿酬比大陆高出许多倍，(那时大陆的稿酬标准是千字8－15元，我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一首10行小诗，60美元)然而，单凭写作收入还是很难养活家小。作家的贫困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由于靠稿费不能维持生计，作家都有正当职业:美国芝加哥诗派的奠基人卡尔·桑堡当过看门人，《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卖过墓碑石，亨利·米勒当过掘墓人，卡夫卡拿的则是工商保险公司的工资……台湾专业作家当然也有，比如武侠小说畅销书作家古龙，书商对他们那可是特殊待遇，版税倒二八开，靠着他们赚钱，是决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其三，则可认为作家单凭写作生存十分艰难。半个多世纪来，随着政治的不断“左”化，稿酬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一度曾彻底取消，后来终于勉勉强强恢复，至今虽提高到千字30－100元，基本上实行的仍是低稿酬，好在专业作家们都有工资保证，靠写作维生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按诗人叶匡政的说法，近十多年作家的真实生存状态是:如果没有其他职业的收入，80％的作家至多勉强维持温饱，而诗人99％都会饿死。然而这条窄路上却挤满了人，撇开各省的不算，单逗留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据说就有3000多，可想而知，竞争有多激烈，生存有多艰难，能获体制内包养当求之不得，应该可以理解。鲁迅可算是“自由撰稿人”的成功典范了，他当年靠写作月收入相当如今二万元，该属于富足的中产阶层，然而他仍感慨，“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当然，就今天现实情况来看，真正优秀的、名气大的、被出版商看上的一些个作家，可以说他们生活得还是十分滋润十分潇洒并无丝毫艰难感。不必相信那个“作家收入排行榜”，但至少也能说明一些什么。何况现在有的报刊高价稿酬已有千字千元的，王朔更在媒体亮出他的身价千字万元，早年更有惊爆某次图书拍卖会上有书商甩出百万元买下刘晓庆尚无一字的自传。至于现在的名人写作，超女写作，幼童写作，身体写作等一浪高过一浪，列于畅销书排行榜首已不鲜闻，更被书商们看成了市场热点。
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悲哀。”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和非议。我认为，以她新上任的身份，按现存的体制，她说的有情有理，非常得体。我们确实需要组织部分作家，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写出富有时代精神促人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据悉，现在中国作协会员有七千多，如果加上各省作协的会员至少有数万，而且每年还在例行公事地不断发展新会员，当然不包括所有的自由撰稿者，其实广义地理解所有靠写作为生的人都应称作家，且自由撰稿者中抵制作家协会不愿入会拒绝包养的还不乏其人。他们对那些没有任何作品的人却也能被吸收进作家协会很不以为然，究竟需什么条件方能被纳入体制内，谁说了算，也都存疑。事实上，真正由国家包养的作家为数并不多，会员中千分之一比例都不到。中国作协老一辈作家差不多都已离休退休，几乎没有专业作家了。倒是各省的作家协会，体制内包养的中、青年作家较众，有的省作协甚至将一些长年不上班不好处置的人为避开矛盾统统纳入专业创作组，使之名正言顺成为不必上班的专业作家。有人戏言，专业创作组成收容所了。
包养作家的目的应该很明确:出大作家，出好作品，出有时代价值的经典作品。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中的的确确出了好些具有全国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恰如铁凝所说的“国宝”级“优秀”作家，但挂着专业作家头衔没有写出过任何有影响作品的仍居多，全国数得过来的好作品中，专业作家占的比重并不能让人满意，有的因包养形成惰性虚有其名的并非绝无仅有。倒是许多在各个岗位、干着各种职业的作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时代气息、影响较大的作品为数很不少。可见包养起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业作家不一定就能保证出好作品。而那些有后顾之忧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生存却得每天至少须写出几千字，市场化不由得他们不努力勤奋地创作。断言他们中绝对不可能出好作品，把眼光只放在几个专业作家身上，忽视群众中巨大的创造力，未免失之武断。
我们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最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苏联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体制模式”。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政治体制包括专业作家体制，实践证明不很科学，甚至很不科学。以今天科学发展观来审视，专制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我国的体制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只有民主政治能消除专制转化成和谐，只有市场经济能摆脱贫穷发展为富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作家体制亦然，包养未必能出大作家、大作品。不能背离市场经济这个深化改革的社会现实，必须有一个公正、平等的价值平台，不分体制内作家还是体制外作家、自由撰稿人，一视同仁，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优胜劣汰。一切按作品说话，国家应改包养作家为包养作品，只要写出真正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国家就重奖，即便有老古板指责“一本书主义”复辟也不必在意，这种重奖应比包养更让人眼红，这样才能激发出不竭的创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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