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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皆
●作家抨击某某评论家为研讨会动物，可是，一旦轮到自己开研讨会，请不到这个评论家还觉得不够份儿。之所以要抨击，是因为那是别人的研讨会；之所以还要请，是因为这是自己的研讨会。
●细菌繁殖都需要条件，红包现象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评论家的问题，而是有其产生的必然土壤。如果有人认为红包是不合理的，就要从根上去反思它，消除产生红包的整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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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朋友要开一个作品研讨会，需要找一位文学界的代表出席，请我帮他推荐一个评论家。我很负责地为他推荐了他所在城市的一个评论家，可是他说，要一个被上上下下认可、为各种媒体所熟知的，名声响、来头大的。我问他锁定的人是谁，他说出了一个名字。可是我明明记得，不久前这位朋友还向我抨击过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经常与红包有关，他甚至在谈话中直呼其为研讨会动物的。
我感到无话可说。作家抨击某某评论家为研讨会动物，可是，一旦轮到自己开研讨会，请不到这个评论家还觉得不够份儿。我建议这位作家朋友好好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知道他打了没有。朋友为什么热衷于请那个被他称为研讨会动物的人呢？因为他的名字在媒体出现得多。他的名字为什么在媒体出现得多呢？因为他研讨会参加得多。那么，说白了，朋友要请的就是一个他所抨击的研讨会动物。之所以要抨击，是因为那是别人的研讨会；之所以还要请，是因为这是自己的研讨会。如果每位作家都这么“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就可以解释研讨会动物是如何造就出来的了。由此可以推断，正是那些抨击研讨会动物的人，把评论家制造成了研讨会动物。我推荐的那个评论家为什么不被看中呢？因为他太洁身自好了。由此也可推断，这个时代就不鼓励人洁身自好。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真正在业内是很少存在皇帝的新装的，彼此的斤两心知肚明。皇帝的新装多半是外围的人制造出来的，也多半是给外围的人观看、对外围的人奏效的。穿着皇帝的新装的人是不会认真去读那些被研讨的作品的，因为他们太够份儿了。真正读作品的，可能就是那些不够份儿的人，比如一些刚刚踏上评论之途的硕士博士或高校年轻教师。可是，他们是不会被请到研讨会上来的，甚至旁听的资格都不被赋予。请那些不读作品的人来研讨作品，这就是目前常见的乖谬，文坛已经见怪不怪了。实施愚民政策的人首先愚弄的是自己，则更见其愚蠢。那些够份儿的人研讨会参加得太多了，准备一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稿当然是比较聪明而得体的做法，而作品之间相互串行的尴尬人并非没有，还有人发言时要抬头看看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才不至于说错是什么研讨会。如果真正了解一场研讨会的本质，那些被研讨的人似乎就无法为此而感到自豪了。那么，他们真的不了解吗？不是的，他们很了解。但是，他们更了解其中的游戏规则:无论研讨的还是被研讨的都不必认真，这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事件而已，说穿了，就是一场貌似俨然的游戏。因此，不必担心他们会受伤。你同意召开这样的会，就说明你愿意接受其中的潜规则，愿意接受愚弄，那么，就不要有任何怨言。
如果评论家是义务参加研讨会，当然不会引起任何不满。不满在于评论家是拿了红包的。近几年，作家对评论家的不满集中指向研讨会和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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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说:“很多的浮躁，都来源于对长篇小说的态度，靠研讨会，使很多长篇小说，一夜走红，我觉得研讨会很多时候的背景都是功利的，一部长篇小说，给一些红包，找一些批评家，开个研讨会，这个长篇小说就成热点了，而真正有艺术质量的长篇，因为没有研讨会，反而被大家忽略了，长篇小说研讨会似乎让我觉得有点像股票交易所，令我糊涂。批评家有时候也忙于应付这些研讨会，没有时间自己去挖掘这些有价值的作品……研讨会应当遏制。”
池莉说:“现在的年头，每个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作家送的书都看不完，好友或者好友的好友的作品都评论不完，受了拜托或者受了红包的研讨会都开不完，总之，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怎么做都做不完，谁还有闲心管别的事情。”“我很安心，很恬淡，没有任何焦虑，不用成天抱着电话打，到处找钱举行作品研讨会，更丝毫不担心因为红包太薄而被评论者故意忽略和故意遗忘。”
迟子建和池莉的话代表了一部分成名作家的看法。因为她们已经成名，心态相对淡定，对评论界的研讨会和红包问题的看法还是比较平和、客观的。一些处于艰难上升期的作家的不满要比这激烈并不客气得多了。
当下评论家最为人所诟病的是红包问题，对于研讨会的不满根本也在于红包。评论家收受的红包有两种:研讨会红包和评论红包。
研讨会或其他会议红包不光文学界存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房地产论坛或研讨会、产品鉴定会、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庆典等，都有红包。所有这些会，新闻记者是少不了的。许多会议的意义终端就指向媒体，如果不能见诸媒体，会议不就白开了吗？新闻记者的红包额度要小一些，但他们是各行各业通吃。因此，最了解其中微妙的也是他们。红包是一个潜规则，很少有人去公开探讨，但由新闻界的红包亦可见出文学界的一些端倪。
一篇2003年发表的名为《直面“红包”新闻:在道德边缘行走的记者》的文章写道:“在一家著名媒体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按照惯例给到会记者礼金。待到会议结束后，大陆的记者没有散去时，组织方有关人员解释说:今天来了台湾的记者，所以，没有给大家准备礼品。”由此可见，开会给红包是中国大陆的专利，在台湾就不通行这种做法。这也算是一国两制。
该文指出，所谓的“红包”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地区强势媒体的记者身上。这点与文学界也有相通之处，评论的“发达地区强势媒体”是有目共睹的，在评论界，一个评论家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强势媒体”，一撮评论家可能就构成一个“发达地区”。
该文还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受贿与行贿罪的有关法律规定来看，就一名记者而言，不过是区区的两三百元而已，但一次活动要送出的礼金绝对超过了5000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算行贿罪呢？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到会记者有34名有效者，平均每人送给两百元，那么共计为6800元。从数额来讲，无疑算是犯了行贿罪了。从记者来讲，一次两百元，26次就有了5200元，是不是也该算是犯了受贿罪？”这笔账在评论界就只有给红包和拿红包的人自己去算了。这还是2003年的价位呢。
该文还披露了一件小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还看到了中国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为推广自己让人策划的送钱单子。”“这份单子，我估计是在一个委托人组织的非正式新闻发布会用的。”“由此，我推测，很多名人在由不出名到出名，由出小名到出大名的过程中，是要不断用钱来打点的。这位主持人至今还活跃在电视屏幕上。”文学界的一些名人可能也是这样浮出水面的吧？这就是各种各样的炒作会召开的动力，这就是红包的功能以及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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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是如何得以召开的呢？有人说:“作品研讨会的举办，一般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作者的个人身份、地位和‘本事’有更多的关系。因为开作品研讨会需要钱，而且是数目不小的钱。”可见，研讨会的制动系统在后面，是由权力或金钱所决定的，是由掌握权力或金钱的人所操纵的，至少，作家要有本事影响掌握权力或金钱的人，研讨会才可以开。评论家拿红包的机会就是这些人给予的，评论家本身并无能力创造这样的机会，他们只是合作而已。评论家无能逃脱市场和权力的磁场，这是评论家的软弱。但是，红包的根源并不在评论家身上。细菌繁殖都需要条件，红包现象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评论家的问题，而是有其产生的必然土壤。如果有人认为红包是不合理的，就要从根上去反思它，消除产生红包的整个机制，而不是只把矛头对准拿了红包的评论家。毕竟，有哪个研讨会是由于评论家要拿红包而开的呢？
作家从自己的研讨会中收获了什么？这也是一个问题。作家要真诚地向评论取经，难道没有比研讨会更好的形式了吗？由于评论家的手软嘴短，有人说:“即便有一些作者想真心听一听批评家们对作品的得失分析与好歹评判，也几乎成了不可能。听到的只有言不由衷的好话和违心的溢美之辞。”这种情况可能并不是很多，除非是作为一种炒作手段来买人骂自己的。很少有研讨会把那些可能说“坏话”的人请来，可见，人家本来就是要人来说好话的。研讨会对于作家的意义，有时就是虚荣心的满足。正是作家的虚荣心给了评论家获利的空间。作家有足够的定力来拒绝虚荣的研讨会吗？倘若没有，便没有必要、也没有余裕来抨击评论家的红包了。
只要那些功利性的研讨会在开，红包就无法杜绝。红包现象的症结不在于红包该不该拿，而在于研讨会该不该开。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如迟子建所指出的:研讨会应当遏制。对于研讨会和红包问题，也许应该持这样一个基本态度:红包可以拿，但研讨会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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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拿红包的另一个因由是写有偿评论，这个红包就叫评论红包。评论红包与研讨会红包稍微不同的地方在于，研讨会红包评论家基本上是被动配合而已，评论红包则有点相互性，很难说清主被动关系。研讨会红包是不可能索要的，但评论红包据说是存在着索要现象的，虽然只是个别的。评说评论红包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区分哪些是该写的，那些是不该写的。该写的，就是指评论家对于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有话要说，也愿意去评论，这样的评论是一种主动写作，不该拿红包。不该写的，就是指评论家对于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无话可说，根本不想去评论，却由于对方找上门来，不便拒绝，只好去写，这样的评论是一种被动写作，可以拿红包。当然，这个“不便拒绝”本身就包含着拒绝不了金钱的诱惑，红包更是必然的结果了。该写的，评论家看重的是价值；不该写的，评论家就只有面对价格了。
有时候，评论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赞美你是个纯正的评论家；然后，你帮我写个文章吧。赞美一个评论家纯正，就相当于赞美一个官员清廉，那么，你当然应该清廉地为他写文章了，否则，你不是推翻了自己的清廉形象吗？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圈套。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评论跟他用红包换来的评论一起出现在宣传他的某些地方。试图不花钱而达到一个花钱的目的，那是欺负老实人。自己怀着功利心，却希望别人淡泊。对待这种情况，只有三不:不要你的赞誉，不要你的红包，也不要被你利用。
话说回来，大多数拿红包的评论家还是有水准的，并未丧失评论家基本的敬业意识，比如，他们每年还是要弄几篇像样的文章出来的，支撑他们的就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个够“份儿”的评论家是仅靠那些红包评论行走于文坛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到不了那个“份儿”上了。多数评论家是凭真本事出道的，不过，时间久了，敬业意识就开始麻痹，评论品格也开始下滑，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自知的过程，正如青蛙跳入锅里时，如果是热水，它会一下子跳出去，如果是凉水，但开始慢慢加温，它会感觉不到水温的变化，以至于被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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