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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出现的频率肯定超过了古代，但终究还是屈指可数的。即使在提倡妇女解放的十七年中，文坛也未打破阳盛阴衰的局面。然而自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却层出不穷，代有翘楚。这在上海，显得尤其突出。
上海女作家的创作冲动和多产，常常令许多男作家望尘莫及，大有阴盛阳衰之势。近三十年过去了，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在新一代写作者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这既反映了女作家遍地开花的全国性态势，也体现了上海地域特有的风貌。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早已丧失了半壁江山的优势，但上海的女作家群体在中国文坛上却独树一帜，以人多势众，代有人出，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应该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妇女的解放程度。
早期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经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在今天的上海，妇女的解放虽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尺度，但已经在就业、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文化事业方面，她们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其地位和贡献不亚于男性。十九世纪的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曾经鼓励女人应该有勇气有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她认为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活”。显然，伍尔芙的理想已经在上海女作家群体中得到了实现。英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曾将女性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四类，而今天中国的知识妇女在计划生育一个孩子后，她们基本上就摆脱了那种千百年来的压迫机制，如果想得开的，她们甚至可以选择不育。对于女作家来说，写小说、诗歌或散文，就像生育一样，或者说，她们找到了生育的替代物，而不为繁殖家庭人口所累。她们因此既享受母爱的快乐，也获得了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从本质上说，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向往政治上的权势，女作家同样如此。写作尽管如生儿育女那样辛苦，却为她们取得了在自己的房间里驰骋想象的自由空间。
目前上海女作家的中坚力量仍然是当年的知青作家，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始于儿童文学的写作，而曾经亲历且对她们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上山下乡生活，成为她们真正走上文坛的重要的文学资源。当这一资源被一再使用后，现实或历史题材渐渐地凸现出来。这固然是许多知青作家写作的一般规律，但女作家更倾向于以女性以及她们的身体和情感经历为主要的写作内容。在上海女作家群体中，几乎没有被冠以女性主义头衔的作家，更多的人也许采用中性的立场来写作，但从她们热衷于永恒的女性神话，对不同时代的各种妇女的文学处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女性文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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