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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浩月先生商榷
李伯勇
韩浩月的文章《强调作文重要性是文人崇拜史的延续》(《文学报》第1835期9版)对当下学生高考作文功利性的动机与心态，为了稳妥拿到满意的分数，而不得不去迎合出题人，迎合判卷老师，迎合所谓的“正确思想”，即不是为自己写作。这些揭示，是准确的、到位的，提出对“高考作文应为谁而写”来进行讨论也没有错。不过，韩文回避当下教育体制基本缺陷的进一步挖掘，却笔锋一转，说出了他的大发现或大顿悟，他以古代“一纸文章”便赢得了荣誉、权力和财富的功利实现，说作文在中国人心目中影响之大，强调作文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长期的文人崇拜史的延续。作者对此菲薄之意是明显的，也就是文人崇拜即功利崇拜。于是他还开出“药方”，高考作文不要泛政治化，提倡写性情作文(诗歌极讲性情，所以也可作高考作文之一种)，评分标准上采取舍“政治正确”而选“表达真实”，这样考生会把高考作文当作自己写的第一篇人生箴言(即为自己写作)。自然，这样的人生箴言也就走出了“文人崇拜史”的阴影，开辟高考作文的新生面了。仔细回味，韩文存在逻辑的混乱，给人一头雾水的感觉。
要是照韩文的逻辑，高考中的数理化考试，岂不是“强调数理化是西方科技崇拜史的延续”么？芸芸考生，难道就一定要做某个试题？这个试题很可能在他的人生中毫无用处！
高考，是考生在读了12年中小学后，即将跨入人生的新阶段，对所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检测，当然包括人生观——对世界初步认知的内容。况且从适应性来说，文科对社会的适应范围大一些，因为它包含语言的应用，而语言又包含对社会历史一定的认知，一般的社会心理个性心理的把握，所以它必定与历史文化传统有种内在的连贯关系，高考作文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讲历史，各国都习惯拿文人说事，也可以说“文人崇拜”由来有之。中国的科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充斥着文人崇拜史。为什么是“文人”而不是“官员”、“将领”、绿林草莽或农人商贾崇拜史？这种历史的选择包含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一个大题目，它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挺立于世的人格等精神因素的倚重，成为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不过，任何科考都属国家行为，而考生都是个人参与和面对，这是他进入新人生的转折点，也是进入社会的起点。古代儒家文化与农耕文化互补(与当时生产水平相适应)，讲究修身治国平天下，人格精神是其重要的组成，在古代，这样的科考虽有敲门砖即功利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作文”来深化并显现考生的人格——文化修炼，这就能够解释，科考时代由考而入的官员，一般来讲都富有儒家的人格精神。所以，这样的考试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终身受益。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儒家人格也是通过这样的官员——科考机制来延续的。这也是“文人崇拜史”能够延续的内在原因。文人崇拜成了社会的无意识。即使对帝王将相、绿林草莽的推崇，说到底还是落实到他们的人格层面品性层面，而这与文人崇拜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然，荣誉、权力和财富的功利性趋向逐渐占科考的上风也是事实。
所以，数百年以来，同是“文人崇拜”，其实就是官员崇拜，“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功利性崇拜，与那种较纯粹的精神层面上的人格尊崇和修养越来越远，而后者应该是“文人崇拜”有机的却被忽悠的内核。现在的问题也许是——严峻的现实生活也发出这样的要求，在高考作文中，引导和提倡考生在加强个人的人格修养精神修养上做出自己的回答(也就是把它当作一篇人生箴言看待)。这并不是“政治正确”和“表达真实”所能涵盖的和穷尽的。
高考对考生相关知识准备上是一个检测，一次淘汰性的严格检测，尤其对高考作文，国家命题就包含意识形态的期待。我们是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之后，又面临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现实中国正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作为青年人代表的考生，有一个面对真实的生活接受挑战的精神成长的现实课题，人格修养首先是真实地面对，也就是韩文说的“表达真实”。表达真实只是作文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文章的全部，“人生箴言”当然离不开表达真实，还包括性情，智慧，知识修养和人格修养。它同样离不开拿文人说事，不是说古代人就是现代人，不是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即使作文中没提具体的文人，但它会以潜意识活跃在考生心目中。这扯不上文人崇拜史的延续。这实际上就是从“文人崇拜”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是从培养健全公民、健全的精神个体出发，依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即把人当工具的做法，把“政治正确”即符合当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当作评判的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这样考生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真实心思，写下正确的空话和套话，离个人的人格修养相差甚远，如此作文真正作践了言为心志的作文，又怎能扯得上是“文人崇拜史的延续”呢？
我认为，高考中强调“作文重要”没有错。高考作文——教育体制的改革，重要的是面对人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和新生活面前，走出工具化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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