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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正林小说与正林瓜子无关，但都有特点，都有浓郁的风味。正林小说乃钟正林所写，这是位四川作家，大约也不算年轻了。近年来，他突然厚积薄发，频频出手，我一下读到他三个中篇，读后颇感意外，觉得中国能写小说的人真是大有人在，这位正林将来会是不容忽视的。
读正林的小说，感觉一篇有两篇的分量，它们结实、细密、紧凑、耐读，说明质量上具有某种难得的丰富性。
这种丰富性首先来自语言，作者所运用的具有醇厚四川特色的乡村语言。当然，这些语言不是作者创造的，是作者采撷于民间，但由于它们积淀有深厚的农村文化底蕴，显示了中国农民的智慧，使得作品在各个细部趣味横生。如《气味》中写:“张三娃、李闷猪他们几个坐在晒坝上，脸上笑扯扯的”，《河雾》中写:“前几天钟家二十五六的瓜女子小红下河去扯猪草，被人按了，问她是被哪个按了的，她反正不说，一生下来脑壳就不对”——这里，“笑扯扯”、“瓜女子”、“按了”等语汇都是鲜活而特别的，又不难读懂，带有生动的创造性。用这样的语言写小说，先不论写什么，仅是语言本身的展览也很诱人。
这种丰富性也来自作者通过写作对复杂人性的探究和洞悉。我看到的这几篇作品，从《河雾》、《气味》到《可恶的水泥》，都偏向于发掘人性深幽处的秘密，进行严肃的考察，这使得小说不枝不蔓，余味无尽。尤其《河雾》一篇，通过瓜女子的失身，揭示了村里各色人等隐秘曲折的心理。瓜女子是个痴女子，人虽弱智，依然有正常的生理需求，所以发生了故事。作者不是着重写这个，是写村里那些从老农到文化人的男人们对她的觊觎。由于她是瓜女子，说不清自己经历之事，遂使那些想做坏事又畏惧惩罚的人们有了可乘之机。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村里的“眼镜知青”杨详文，他经常手里握着本书，孤身一人，到冒水洞的水荡旁高声读诗，却正是这样一位超凡脱俗之士，负有孽债，返城后在农村留下两个只知其母的男孩。把《河雾》与天津作家王松的后知青小说拿来相比，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取向，即都是开始对知青一代的人性结构进行重新剖析，只不过《河雾》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之手，其刻画也更加尖锐而发人深省。
这种丰富性还来自作者讲述故事与编织人物关系的能力。正林的小说里，无论人物多寡，内容厚薄，都不缺乏故事的曲折和悬念的吸引。《河雾》自不待说，从头至尾都弥漫了河雾一般神秘的氛围，即便是《可恶的水泥》这样线性的作品，也由于故事的搭建获得特殊的张力，其中，人物关系的设置起了关键作用。小说叙述青年农民品能因造不起水泥房子在婚姻上屡屡受挫的故事，写他为水泥而战，终被水泥所毁的经历。这经历中，因水泥缘故而他嫁的马女子本是个过渡性人物，在普通描写中可能被匆匆带过，但在这篇小说里，她再次出现，又反复出现，换了身份与主人公品能继续纠缠，从而拯救了一篇小说可能陷入的枯燥。实际上，不管当代小说家如何容易轻视故事，故事都是小说的基本面，编故事的才能也是区别优秀小说家和一般小说家的重要标尺，在这一点上，正林是没问题的。这种丰富性自然也离不开作品的意蕴。从《气味》和《可恶的水泥》两篇作品看，正林在书写当前农村现实上是很有想法的，其创作主题正逐渐向揭示过度工业发展对环境和人类生存的威胁方面集聚。《气味》甚至带有荒诞色彩:主人公富娃子被工业社会同化，始而厌恶继而适应了工厂的环境，老婆冬梅却因他身上洗刷不掉化工气味而投向他人怀抱。这是一部多少有点象征意味的小说，它或者不完全取材于生活，多渗入作者的见解，这种写法拓宽了创作的前景。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河雾》，比起《河雾》，后两篇作品观念色彩厚了些，从标题上也可看出，这是作者需要谨慎把握的。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随着城市化进程正呈现式微之势，这与众多曾经熟悉农村的作家不再熟悉农村有关。当此时，四川冒出正林这样一位成色纯正又善于描述当下农村的作家，肯定是一件好事，也相信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不至于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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