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达
以数十幅“二战”中犹太集中营被害儿童的幸存画作为主，围绕在苦难中坚守人的尊严、坚持美的创造和智慧的思考这一核心内容，讲述相关背景和记载的人物及故事，内容涉及普通的犹太家庭、犹太儿童、犹太艺术家等大批浩劫受难者的遭遇和他们不懈的精神追求。本版节选书中精彩片段，标题为编者加。
艾辛格教授和《先锋》杂志
11岁的汉娜·布兰迪和她14岁的哥哥乔治·布兰迪，当时分别住在女孩的宿舍L410，以及男孩的宿舍L417。在那里，他们分别遇到了最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
乔治·布兰迪所住的宿舍L417的一号房间，是由凡特·艾辛格(Valtr Eisinger)教授管理的。犹太人委员会把他派到男孩宿舍做管理员，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教师。事实上，艾辛格教授不仅担任教师，还以他特有的热情，在一个沉闷的环境中，激发了孩子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艾辛格教授平等地对待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开始长大，能够思考和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了。幸存的孩子们回忆说，艾辛格教授是很有自己见解的人，可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一方面，他把他们“当作大人”，设法给孩子们带来一个个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教授和学者，让他们悄悄地给孩子们作讲座，就在集中营里，智慧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发芽和生长。另一方面，他总是对孩子们说，在你们这样的年龄，不要过早地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在形成观点之前，你们先要做的，是吸取大量的知识。
14岁以上的孩子已经要干活儿了。可是，艾辛格教授总是安排出时间让他们上课。他带着教师们潜入孩子们的宿舍。后来，德国冲锋队开始突击检查孩子们的住处。他们把课堂移到了阁楼上。每堂课，总有望风的孩子守候在窗口，以防冲锋队的突然袭击。在L417宿舍的男孩们，上着数学、地理、历史，还有犹太民族的语言希伯来语的课程。在他们的教师中，有著名的捷克作家，卡瑞尔·珀拉克(Karel Polacek)，他在1944年10月19日被遣送往波兰的死亡营，再也没能回来。
艾辛格教授生于1913年，在被送到特莱津的时候，他只有29岁。他宽宽大大的额头，瘦瘦的，有神而快乐的眼睛。幸存的孩子回忆说，艾辛格教授自己就像一个顽皮的大孩子。他就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样和孩子们一起踢球。他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个孤儿院的故事，那个孤儿院是由孩子们自治的，他使得孩子们都对“自治”的生活入了迷。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宿舍集体叫做一个“孩子共和国”，选出他们自己的“政府”，一个孩子成为政府的主席，开始了他们自己创造的“孩子共和国的故事”。其中，最令人难以相信的，就是一号房间的孩子们，还办了一份地下杂志:《先锋》。
这份杂志刊载孩子们自己的诗、文章，还有人物专栏“我们中间的一个”。杂志有孩子们自己设计的封面，和自己画的插图。当然，在纸张都是违禁品的集中营，他们只是小心地抄写、粘贴出这独一份的手工杂志。那是一份“周刊”，像模像样，他们还在封面上写上“定价”，就像是一本“真的”杂志。在完成之后，他们骄傲地在星期五的晚上，给孩子们朗读杂志的内容，他们小心地翻阅，然后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一期，又一期。
在《先锋》杂志上，还有“文化报告”。在一个“文化报告”中，小记者报道了一个犹太囚徒，奥地利盲人艺术家布瑟尔德·奧德纳(Berthold·Ordner)来到孩子们的宿舍，给他们带来了几件艺术品，那是他在集中营用捡来的废铁丝，精心制作的动物和人物造型。小记者写道:“那真是了不起，一个在二十五年前失去视力的人，能够顽强地记忆，记住动物和人的形体，还能如此精确和写实地用铁丝把他们塑造出来。”报告还记述了他给孩子们作的精彩艺术讲座。他的创造力，他顽强的生命力，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孩子在杂志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厘米×70厘米’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是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们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孩子们坚持一周一周地“出版”他们的杂志，因此留下了最宝贵的历史记录。从1942年12月18日，到1944年7月30日，《先锋》杂志“出版”了总共将近八百页。杂志留下了孩子们的诗文，诗文留下了他们的感情和记忆，留下了他们特殊的童年。
这些孩子们的教师都有自己的故事。艾辛格教授有一个心爱的未婚妻。在他被遣送特莱津之后，她最后也被送到特莱津。在那里她也参加了照顾幼小孩子的工作。1944年，就在最后的日子里，特莱津将要面临大批遣送的消息传来。由于担心遣送会把他们分开。他们决定在特莱津集中营结婚，期待婚姻关系使得他们在被遣送时，能够不分开。1944年6月11日，他们在集中营结婚。那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囚禁中的婚礼。他们不想惊动别人，就一直瞒着这个决定。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也瞒着老师，偷偷准备礼物和庆祝。特莱津没有鲜花，孩子们请每天去大墙外面干活儿的农工，偷偷运进了一些花朵。他们又一起省下口粮，请食堂偷偷地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蛋糕”。他们还想方设法找到一支钢笔，作为给老师的结婚礼物。艾辛格的妻子回忆说，他们经历了最感动的一刻。
婚后不久，大遣送就开始了。艾辛格的妻子坚决要求和丈夫一起被遣送。他们经历千辛万苦的旅途，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到达的当天，那里的惨状就窒息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们看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囚徒们，他们无力地做着手势，祈求新来的囚徒，扔给他们一点食物。有一个人看不下去，就扔了一点食物过去。一个年轻的女孩跑出来捡，被冲锋队员当场一枪击倒，只见鲜血从她的脸上流过。这就是奧斯威辛。
他们抵达的当天就被分开，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很快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服劳役。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艾辛格。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1945年1月15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可是，特莱津犹太人在默默坚守的他们民族的文化，在坚守的一种精神，纳粹却没有力量扼杀。
在最后的岁月里，一号宿舍的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那些《先锋》杂志的编辑、记者、作者和读者们，都被陆续遣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出版的一期期《先锋》杂志，都被小心地保存下来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一号房间的“孩子共和国”中，特莱津还留下了一个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莱津是依靠马车为运输工具的:运送货物、运送遣送者的行李，还有死难者的尸体。特莱津的运作一天也离不开马车。而陶希格的父亲，恰巧是特莱津囚徒之中唯一会打马掌的犹太人。他因此有一个小铁匠铺，后来，陶希格成为父亲的帮手，也赶马车，就搬到铁匠铺后面堆煤的小屋里，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是特莱津难得的一点私人居住空间。孩子们就把一期期的《先锋》杂志，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战争结束的时候，环顾四周，陶希格发现，原先的小同伴们，只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留在特莱津。他赶着两匹马，把属于他和父亲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还小心翼翼地，装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锋》杂志。回到布拉格后，陶希格到处寻找他的“孩子共和国”的同伴们。最后，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国”的一员，这个幸存的孩子，正是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刚刚从奥斯威辛回来，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他在特莱津学成了管子工的手艺，纳粹需要留着他干活。回家以后，他得知父母早已在1942年就被杀死了。他到处打听妹妹汉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个妹妹的同伴，把汉娜死在毒气室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1945年，陶希格把所有的杂志都移交给了乔治·布兰迪。乔治·布兰迪一直小心地藏着那些杂志。后来。他得到一个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前途未卜，旅途能够带的东西也有限，临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杂志转交给了创办《先锋》杂志的幸存者之一科特·库图克，他也曾经是“孩子共和国”的主席。
直到1968年的春天，他们才感到，也许可以认真考虑出版《先锋》杂志了。在那个时候，特莱津原来的学校楼，也在考虑建成一个“特莱津集中营博物馆”。可是，就在那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此后，历经种种曲折，介绍《先锋》杂志的书，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正式以几种文字出版。当年犹太孩子们的诗、画和文章，他们的恐惧和勇气，他们的苦难和梦想，终于又重见天日。
在书的最后，是艾辛格教授带领的特莱津L417宿舍一号房间的孩子们的名单。一共是92个孩子，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只有15个孩子侥幸活下来。在特莱津，这个房间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孩，可以是劳动力了。
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出版的时候，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决定用当年他们的同伴在《先锋》杂志的文章上写的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们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以后世界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日落》赫尔加·波拉科娃
《我在公园里》维耶拉·洛约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