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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浩泉
大约四十年前，我们镇上的居民开始用煤炉了，那时母亲已过花甲。比起在灶上烧柴草，用煤炉似乎先进，其实麻烦。
最初没有蜂窝煤，是鸡蛋大小的煤球。每天起身的头等大事就是着煤炉。母亲个子矮，小脚，仄着肩膀拎煤炉，走得急急的颠颠的，出门还跨两道石阶。我和四姐要上班，围着煤炉转的主要是她了。即使我们把煤炉着好，她每隔一段时间要添煤球，添煤球的同时掏煤灰，而掏煤灰最好把煤炉拎到屋外，这样拎进拎出，每天至少四五个来回。
母亲不怕拎煤炉，就怕着煤炉。着煤炉需要木头疙瘩，木头疙瘩越多，火越旺，煤炉着起来越快。母亲多了一样家务就是找木头疙瘩，或者把废弃的木头劈成疙瘩。一九七一年，我进县城工作，接读家书的最后一句往往是，“带点木头疙瘩回来”。如果下面划了一条线，我立即行动，一旦觅到那种用不着再劈的方方正正的小疙瘩，如获至宝，赶紧用自行车往老家运。以至于若干年后，母亲去世了，报纸上报道，有一种蜂窝煤，只要划根火柴就能点燃，我竟为此项发明太迟而叹息。
煤炉容易坏，坏了也舍不得丢弃，母亲从理发店取一撮头发，东奔西走讨一团石灰，再挖点烂泥，用手拌拌，在煤炉上打补丁，补丁一打再打，煤炉越来越重。
煤球厂的煤球往往供不应求，只好把煤屑买回来自己做。母亲像做糯米圆子似的把煤球一个个排在石阶上和半墙上晒。每逢下暴雨，母亲抢收煤球，忙得“两鬓苍苍十指黑”。
有时煤质差，火不旺，眼看我们快下班，饭菜还没做好，母亲便用扇子使劲扇。我们老远就听见“啪哒啪哒”响。每年都要扇破一把扇子，破得不能再破才肯扔掉。最可怕的是烟煤，烧起来会冒烟，熏得母亲流眼泪。母亲眼睛本来就有病，后来越发严重了。
我女儿出生那天，我怀着做父亲的喜悦送助产医师回家，返回时曙色初露，小镇尚未醒来，当我拐进北街小巷，朦胧中看见母亲在门口着煤炉。令我眼睛一亮的是她手里的扇子扇得像硕大的手掌在欢快地挥舞，没什么声音，那是一把新扇子。跳跃的火苗蹿出炉口，红里透青，煤球已经燃烧，火光把母亲的脸颊映照得嫣红如花。从此以后，在这煤炉上吃饭的又多了一个人，一代人了。
如今老家在我的印象里越发简约，简约得只剩母亲，如果旁边有个东西陪衬，那就是煤炉，打过补丁的煤炉。现在用煤炉的少了，偶尔发现，心头一热，好像“他乡遇故知”。如果在后街小巷看到有人在着煤炉，我会从久违的煤焦气味里品出老家的余温，而母亲慈祥的面容便在袅袅升腾的青烟里浮现。心生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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