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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纪录片《乡愁》导演舒浩仑
在上海，有这样一批锐意的70后影像创作者。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70后，拍起片子来依然有着青春期单薄但很凶狠的态度。一切外来的图式化的东西对他们不构成任何诱惑。他们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石库门、苏州河以及被他们称为“妈妈菜”的上海本帮菜。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自己的片子中打出这样的字幕:“我曾经试图爬遍我家周围所有的高楼。但是在XXXX年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
相对于我们每天目之所及的千篇一律的都市景观，获得REEL CHINA大奖的纪录片《乡愁》无疑是复杂的；而相对于一路高歌猛进的喧哗世相，《乡愁》无疑又是单纯的。该片作者舒浩仑，70后，从出生到读大学都生活在上海静安区石库门里弄“大中里”。《乡愁》正是一部纪念“大中里”诸多人事的影片——因为当留美归来的舒浩仑得知大中里已被香港开发商相中并面临将被拆迁的消息时，他觉得再也不能司空见惯了。距离片子开始拍摄已经有近五年时间，可是一说起“大中里”以及它必将消失的命运，舒浩仑便无法保持影片中流露出的温和。他很激动，甚至一度愤怒起来。
“我的记忆已被绑定”
《乡愁》在国内弄出些“动静”之后，舒浩仑因此不断收到邮件和留言。有的人是从“大中里”走出去至今仍在外地的“老三届”，有的是舒浩仑的小学同学，还有一位甚至是“大中里”“地主”的后代……《乡愁》像一个圆心，归拢了各种各样有着石库门情结的人。在舒浩仑自己看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已被绑定在这个特定的空间。80年代的“大中里”，有国营的大饼摊，有拷酱油的小铺子，有井水冰过的西瓜，有虞家阿婆烧的拿手小菜，有奶奶的麻将，有小伙伴为了晚些让他送不及格的卷子回家而贿赂他的连环画……80年代的舒浩仑，常常爬到屋顶上去听单田芳的评书，幻想自己就是展昭般的大侠可以飞檐走壁。威海路小学离家那么近，小伙伴用教室的窗户玻璃反光催他去上学。80年代还有《排球女将》，还有暑假时和邻家阿姐一起看的通宵电影……威海路小学早就消失了，民立中学也变成了老洋房办公楼，而舒家奶奶和虞家阿婆也在今年秋天相继过世，前后相隔两个礼拜，冥冥间好像依然有什么东西延续着一样。
“80年代是个充满感情的年代，很温情。也是我成长的年代。从这两点来说，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所以，《乡愁》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对旧城的回眸，而更在于记录了一段时光、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份感情。“石库门里的人基本上保持了80年代的生活方式，是和外界比较脱节的一个状态。”舒浩仑觉得记忆需要载体，只是这些物质的载体正在逐渐消失。他要做的，正是把这些记忆凝固下来并不断加深。记录和描画当下的作品很少有好的，那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抽不出身来看它，所以你始终是无法掌握核心的人，你只能在生活的激流中打旋。记忆这个东西很好，因为它不再会变。你能看到它核心的东西，能看到那个时代本质的东西。所以你不会迷惑。”
“温和，才能直达人心”
在片中，舒浩仑把摄影机对准四季酒店的一位经理，从他口中，我们得知不少老外在订房时犹爱能望见楼下石库门的房间。所以，对石库门“景观化”的改造被不少人提出。而在舒浩仑看来，在石库门的改造中，“新天地”是最为失败的一个案例。这个类似“巴黎拱廊”的建筑群落，对石库门只做了极为肤浅的符号保留，而它贩卖的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产生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过程。在其背后更是不断催生欲望的流动性——说到底，这是个没有根的时代。以此反观《乡愁》，便能觉察它哲学上的意味。
舒浩仑说:“做这个片子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思考。找寻我们的故乡。就是回头去看，我们的故乡在哪里？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不断消失的年代。这个事情很可怕。物质和精神都在消失，我们总在说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你一脚把门踹开，外面就是起重机，在拆这个拆那个，乱哄哄的。如果上海的石库门都这么消失了，上海和任何其他地方有什么两样？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是会让人遗忘的。”
舒浩仑的言词间有很多愤怒，也许这是他更直接的表现抗衡的方式。片子的末尾，是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似乎是要以血肉之躯去和一种畸形的速度肉搏。对片子的温和基调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愤怒和悲壮，舒浩仑是这样看的:“用愤怒的方式表达愤怒是最低级的。深入地思考需要不那么低劣的东西来引发。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可能更有效，它更能直达人心。声嘶力竭的叫喊能直达耳膜，但是达不到内心。内心的东西需要引起共鸣，愤怒不是最好的方式。”
的确，甜梦犹存。有关70后这一代成长记忆的碎片在片中俯拾皆是。比如片中的音乐，有不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多伦现代美术馆放映的那场，当《青春的火焰》响起的时候，场内一片唏嘘。据说，片子交给舒浩仑的朋友做音乐的时候，那位朋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舒浩仑说:“当时我一下子很紧张。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说怎么啦？怎么啦？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吗？我来给你开解开解。他说不是不是。但他眼泪就是唰唰唰地流下来。我就很紧张。后来他说他看这个片子就想起来他当时在余姚那边，小小村落里面的很多事情。他给我做声音在他的编辑房里，很晚的时候了，他说听小鹿纯子那个歌，他熄了灯反复听了十遍。”
“本土70后很狠，但我有我的选择”
在上海，有这样一批锐意的70后影像创作者。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70后，拍起片子来依然有着青春期时，单薄但很凶狠的态度。一切外来的图式化的东西对他们不构成任何诱惑。他们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石库门、苏州河以及被他们称为“妈妈菜”的上海本帮菜。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自己的片子中打出这样的字幕:“我曾经试图爬遍我家周围所有的高楼。但是在XXXX年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也有人被表述为“来不及摆出一个摧枯拉朽的姿势”，但依旧很凶狠。
本土70后有着恋旧的一面，也有着愤怒的骨子。对此，舒浩仑认为:“我们的世界观已经这样了。1990年之前，我们都在上高中。这一代人的思想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80年代是个很多元很好玩的年代，比方说电影，那个时候一个电影院只有一厅，但是电影的选择很多。不像现在，电影院很多，但片子就那么一两部。你不要看现在的资讯很发达，但是十份报纸打开来可能都在讨论一个事情，都在讨论一个黄健翔。而那个时代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十分重要，对我来说它就是黄金的。现在如果说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什么。”
尽管记忆永存，但“大中里”总有一天是会消失的。可是舒浩仑却不愿意把镜头对准拆迁。他的“凶狠”到此为止。因为“拆迁会让很多东西改变。大家来讨价还价，勾心斗角。我是个创作者，我是个艺术家。我做的东西要表达我的想法而不是说只是去记录。我不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这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特约记者丁丽洁
《乡愁》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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