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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金莹
“五十年生命之旅，三十年倾心之作。”近日，浓缩上海剧作家罗怀臻历年创作的六卷本《罗怀臻戏剧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个曾经背过上千句台词的淮剧演员，这个从为年轻朋友代笔书信，到为剧团的移植剧目加写唱词的剧作家，这个创作题材涉及京、越、昆、淮多个剧种的多面手，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无限感慨。他说到三点“满意”:对命运给他安排的人生情节很满意，其中的挫折和压力也是他通向今天的必经之路。此外，他对自己选择的戏剧创作职业很满意，“我跟它的较劲，不会完结。”再者，他对选择了上海很满意。
上海“异质”的强行闯入
评论家毛时安说，对于上海剧坛，罗怀臻是一个“异质”的强行闯入。1993年，由罗怀臻编剧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上演，一举改变了这个来自苏北的剧种在上海滩的消沉，同时也打响了他剧作家的名头。眨眼之间，他来到上海已有二十余年。
“海派艺术是什么？是海纳百川，打破规范，重塑经典。”罗怀臻说。但在他眼中，在商业气味重新浓烈起来后的这二十多年里，上海文化正逐渐地被狭隘化，“当时有鲁迅、巴金等文学大师，民族资本家带着世代积累的财产来到上海创办民族企业，外来手工业者带来虎虎生气。还有致力于创新变革的艺术如海派京剧、女子越剧、上海电影。当时的文化主体是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但如今人们对上海的描述只剩下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了，文化工作者们不愿再进入这座城市的骨髓和血液，记录那些有痛感的记忆。“他们都在津津有味、旷日持久地触摸上海城市的汗毛和皮肤，抚摸汗毛是痒的，微妙的，适宜的，没有痛感的，但它只能是补充、摆饰，没有痛感的文化、文学，都没劲了。”
这不是罗怀臻想象的曾经在近现代文化舞台上占据半壁江山的上海文化。他向往的上海，是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上海。但这个城市越来越国际化，文化却越来越地域化。惯常描述使得这个城市的市民性格逐渐“盆景化”:“我们的一切都可以很精致化，可是生命张力缺失了，生活景象精致乃至到虚假，我们对时代的关注、对生命的苦难的触摸，都表面化了。”“所以我成了异类。”罗怀臻说。他说，关键在于原创力，原创力是作家、学者、剧作家，包括一个团队、剧种对自身时代精神的准确传达，是传统延续到今天、流向明天时投射给时代的印记。
“我有与生俱来的痛感”
“我是个有痛感的人，楚文化的文化背景给了我与生俱来的痛感。”一路走来的罗怀臻，在上海已颇有名气:文集出版，各家剧团邀请他写剧本，他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带研究生。开始有朋友担心，罗怀臻会不会失去他的锐性？“在保持对上海文明向往的同时，我没有放弃异地文化人的个性、血性以及感情。”罗怀臻说。
“我个人的创作虽然如鱼得水，但这也要放在时代的大环境里。”在他看来，如今的文化大环境越来越像一个大秀场，各类文化事件层出不穷，让人感觉匪夷所思:“‘梁祝’本身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现在有六个省争夺，甚至有地方言之凿凿地说发现梁祝的坟墓。”此起彼伏的事件，构成了他创作痛感的新来源。
2007年过去了，罗怀臻又有了新的忧虑。去年，在舞台艺术方面，举行各类国家级别的艺术节、戏剧节、昆剧节等，以国家名义颁发的舞台艺术的奖项不下百个，个人奖项不下千个。在他看来，繁荣景象是容易营造的，但景象背后往往掩盖着发展的贫乏。他还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提到，昆曲在2001年被评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报纸只有百余字的报道。但短短几年之后，“申遗”已经变成一种异样的“热潮”。“普天下都申报的时候，我们保护什么呢？”
“放弃城市，就放弃了时代”
罗怀臻一直致力于戏剧的“都市化”，他为淮剧创作的《金龙与蜉蝣》和为宁波甬剧创作的《典妻》，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大众对这些剧种的重新关注，这同时也是他“戏剧都市化”理念的实践之一。
在他看来，中华古今戏剧的繁荣都是在商业中心城市完成的。这些起自民间，逐渐由乡村、城镇进入城市的剧种，在城市完成剧种形态的转换，又沿着来路往回辐射，进而影响提高一个时代的戏曲。而一个城市文化辐射力的大小，决定了剧种影响的大小。罗怀臻提出的是“打回城市”的口号。在他看来，不进入城市剧场的戏剧是没有希望的，放弃城市，就放弃了时代。
曾经的戏曲由城市转战乡村，但乡村也已逐渐城市趣味化。罗怀臻介绍，在乡村看戏的群体，只剩下“六一三八九九”，都是孩子、妇女、老人。戏剧在农村已经变成红白喜事的节庆，甚至有剧团对着坟头唱戏。“村里的年轻人去城市打工，回来一掷千金，自己却宁愿回家看碟。”
这是一个传统戏剧危机四伏的时代。但在罗怀臻眼里，这同时也是个孕育变革的时代，内里暗潮涌动。“从唐诗到宋词，经历过多少时间。其间肯定也有人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或者被骂成是数典忘祖的不孝子，但打破法规，最后终会蔚然成风。”
“一粒种子无法改变土壤，只能努力保持自己生命的活性。改变的种子多了，最后土壤也会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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