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首页->关注 |
| 学院批评：如何批评，怎么说话？ | ||||||||
| 2010-01-07 作者：陈竞;金莹 | ||||||||
|
本报记者陈竞 金莹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学院批评可以说是最受诟病的批评形态之一。“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有读者洋洋洒洒直陈其“典型弊端”。而这些说法俨然已成了“学院批评”的代名词，在当下具有普遍性。“学院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颇具贬义色彩的词。 在这般现状下，吉林出版集团最近推出的“学院批评文库”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文库包含了二十位身处学院又活跃于文学现场的批评家的批评文集，其规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属少见。在主编张学昕看来，经过十余年的磨练，学院批评悄然建立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 面对读者的指责，批评家们的姿态是信念的坚守还是故作镇定的自说自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鸿沟？ 弊端导致认识误区 在评论家南帆看来，“迂呆，冬烘先生，擅长引经据典，言辞古板晦涩”等，是许多人对“学院派”的一种漫画式想象。上世纪90年代之初，学院派批评方阵的亮相，可以视为是中国文学理论范式转换的标志，是对之前过于个人化、政治化倾向的批评的一种反拨。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保持了一种激越的风格。理论的描述往往激情充沛，浪漫主义式的高亢语调四处回响。人们普遍相信，主体是文学理论的耀眼范畴。杂志退隐与学院的崛起，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重大文化事件。思想淡出与学术登场是这个文化事件的后果之一。文学理论很快拥有了学院的正统特征。个人话语之中的随感、思绪、抒情丧失了昔日的分量，文学理论家必须在一大批特殊的理论术语掩护下发起冲锋，攻占思想领域。这不仅预示了新的理论模式，同时还意味了另一种理论语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经典、版本、史料尽可能地挤掉了主观臆断的成分，中性、客观、公正是令人信服的前提。这是一种‘硬知识’。”南帆说。 张学昕认为，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批评的“学院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批评家想要建立批评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回到校园中，与政治、社会体制等保持一定的距离，寻求批评的独立，这在当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事实上，学院派批评意味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它并非逃避现实，皓首穷经，提供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之见。它对文学的介入远比不少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南帆这样认为。然而，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以及学院批评众多问题的出现，这样的意义已渐趋消失。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应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学院批评反讽地“再体制化”。为适应体制的“量化”要求，很多学院批评家炮制了大量的“以量取胜”的学术垃圾。他们龟缩于学院，局限于所谓的“学术”视野，根本不去关心也没有能力提出和“介入”时代与文学真正重大的问题。 “理论辞语仅仅在知识共同体之中循环，自得其乐，从不溢出学院之外。不再与现实经验有效地互动，不再承受社会运动的种种复杂挑战，概念、论断将会迅速地丧失尖锐性，从而成为课堂教学或者论文写作之中不断复制的涵义单纯的专门符号。没有思想的真正启动，没有真知灼见的持续补充，思想长链不知不觉地中止了延伸。人们没有理由把这些缺憾全盘推给学术体制；可是，人们可以看到，学术体制并没有阻止这些缺憾蔓延的有效手段。”南帆说。 由此也可以看出，读者对学院批评的认识，正是因为学院批评目前存在的诸多弊端掩盖了它自身具有的独特品质。“就一种批评品质而言，以学院为基础的重视学理的话语方式，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但重学理，并非就拒绝读者，以堆砌术语为乐——这不过是学院批评中最没有创造性的一部分。”评论家谢有顺如此表示。 “以学术规范为终极的学术目的，忽略了文学批评所应具有的思想、精神与灵魂，则无疑是很严重的迷失。”评论家何言宏说。 批评不应从精神世界退场 “学理性、激情、锐气和活力，还包括良好的文学感悟力、真诚的文字，才能构成扎实、有公信力的批评形态。”张学昕以此总结学院批评应该具有的品质，“多做文学的审美的判断，从问题出发，发现这个时代文学的病症。” 对于学院批评，谢有顺更看重的是它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智慧。“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把‘求疵的批评’变成快意的骂人，把‘寻美的批评’变成无度的表扬，这都是审美无能和良心瘫痪的表现。批评家的勇气，首先不是体现在你敢不敢骂人、敢不敢批评人上，而是体现在批评者是否站在文学专业的角度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上。” 在何言宏看来，学院批评在保持学理性的基础上，应该有介入的力量。“介入的批评”是一种生气勃勃、坚持理想、勇于承担，决不放弃批评的基本责任的姿态。 谢有顺也认为，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何以这些年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越来越热？里面显然包含着对批评学术化和历史化的诉求。因此，一方面，文学史书写大量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权力里，文学批评却由于它的即时性和感受性而大受贬损。很多批评家为了迎合当下这个以文学史书写为正统学术的潮流，都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这本无可厚非。只是，文学作为人生经验的感性表达，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是否能够和它有效对话？当文学成了一种知识记忆，它自然是学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可那些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以及最新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所呈现出来的经验形式和人生面貌，和知识记忆无关，这些现象，这些作品，难道不值得关注？谁来关注？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这一点，我觉得是学院批评尤其需要认真对待的。” “这些年来，批评的学术化和知识化潮流，在规范一种批评写作的同时，也在扼杀批评的个性和生命力——批评所着力探讨的，多是理论的自我缠绕，或者成了作品的附庸，失去了以自我和人性的阐释为根底。必须重申，文学和批评所面对的，总是一种人生，一种精神。尤其是批评，它在有效阐释作品的同时，也应有效地自我阐释，像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就是阐释和自我阐释的典范。这些批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存在主义者。与此相比，中国的批评家正逐渐失去对价值的热情和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他们不仅对文学没有了阐释的冲动，对自己的人生及其需要似乎也缺乏必要的了解。批评这种独特的话语活动，似乎正在人生和精神世界里退场。我觉得这是学院批评的首要问题。”谢有顺认为。 显然，“在人生和精神的世界里退场”绝不仅仅是学院批评亟待解决的问题，学院批评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暴露的是整个文学批评生态的不良倾向。重建批评精神、批评影响力也是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急迫任务。 “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而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这一点就显得异常重要。”谢有顺表示，让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批评重获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同时，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密码、昭示一种人性的存在，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有效道路。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无法在文字中建构起一种美，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