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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陈丹燕 | ||||||||
| 2010-02-11 作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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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反映城市记忆的写作，有人选择了再创作，而你选择的是再现，写作背后的工作量可见一斑。从《上海的风花雪月》系列起，每完成一部作品，你都会说这条路走得太辛苦，以后不想再走。但无论是《永不消逝的街道》、《外滩:影像与传奇》还是《公家花园》，却让人明显感受到更深更厚重的历史积淀。在看似“自虐”的写作中，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陈丹燕:对于很多人而言，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再回来，只有依靠记录，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留存已逝去的气息，这是作家需要履行的责任。 这样的写作，总让我有写毕业论文的感觉，很辛苦但是很值。背后的资料收集、采访与构思过程是我对于写作的学习过程，并且和学校学习不一样的是，我可以自己找最喜欢的命题，比如私人工商业者、资本家，主动深入地去了解和探寻与它相关的一切知识。 以前我写得很快，对作品不太修改，也修改不成功。用我先生陈保平的话来说，拥有天分与原创力，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只有在技术层面加以锻炼和规范，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作家。真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镣铐，我必须戴着它跳舞，并且以它作为我作品中的力量。 记者:如果说真实是为了赋予作品力量，你对作品中的细节处理又是如何看待的？在你的写作中，重视审美和细节可以说是延续至今的特质。 陈丹燕:每一个作家证明自己所描述的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以细节来证明它的。这也许和观察世界的角度有关，我特别关注事物的细部特质，并能将清晰的感觉一直保留在心里，竭力呈现给读者，这也是夏中义用“挥霍”来形容我在写作中细节铺陈的原因。至于审美上的唯美倾向，也许更多与我的性格相关联。我满足于单纯平静的生活，并且因为这样，我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对于别人来说敏感而现实的题材，对于我可能是过于灰暗和负面的东西。我更愿意探究自己感兴趣的、纯粹的话题。 记者:在《心动如水》、《鱼和它的自行车》、《看海的窗》等作品中，对于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集体记忆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懵懂童年时期经历“文革”，后又受各种社会思潮洗礼，你也是其中之一。你是如何看待这一时代和身处其中的年轻人的？ 陈丹燕: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避开了社会动荡的高峰，但也深受影响，我们之中很多人的文化教育是自己完成的。我们身处无压力与绝对自由之中，但却面临着精神上的荒芜和饥渴，那个年代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是我们的思想原乡。19世纪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粹主义和人文精神，直到今天仍在这一代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心里支撑着他们的世界观。至少在我的心里，自由、民主、博爱仍是所有道义的基础，这也使得我在散文中经常会出现青春描写和对于成人社会的反叛。 记者:在书写上海城市文化时，你曾说这座城市是没有根的城市，是与传统割裂的城市。这种情况其实不仅出现在上海，而是一个广泛现象，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存在。 陈丹燕:记得父亲曾说，你最可惜的是该读书时候没有好好读，我相信很多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失去了亲近感与血缘感，可以说非常疏离。我们究竟出了什么事？在最近对爱尔兰的考察中，我深深被凯尔特民族对于文化延续的完整性所打动。他们在英国800年的殖民统治后，老老小小却还都能用自己民族的古老语言歌唱，甚至能将几百年前的民谣曲调保存至今，并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与他们对比，我们的文化却产生了一个断层，并且这种与传统之间情感的割裂，对我这代人来说已无法弥补，这是很悲哀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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