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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纪实文学 |
| 可可西里志愿者的生活 | ||||||||||
| 2005-06-23 作者：许永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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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松 那年去可可西里的理由很简单：一种纯粹的理想，一种来自内心的渴望和需求，一种对爱与恨的简单宣泄。一方面是因为可可西里极端的气候条件和绝美的风景，一方面也以为那里只有一种简单分明的是与非——盗猎与反盗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一种逃避，逃避我对这个复杂世界的迷惑、疑虑以及不满。但下定决心以后，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简单。 2002年12月19日傍晚时分，我一个人走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冰冷的马路上，眼里的泪水一发不可收拾地落了下来。因为白成。因为白成的死。也许，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朋友扎多告诉了我白成的死讯，但他也只知道，他死在这一年的夏天，死在家乡治多，是喝酒喝死的。这位野牦牛队的汉子最后真的是喝酒喝死的！ 踏上理想破灭之路 2000年6月3日，我下了火车，背着背包冒冒失失地来到野牦牛队在格尔木南郊的驻地，一个又高又黑的藏族汉子问我找谁。得知我的来意，他热情地带我到靳主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家，安顿下来之后，我们一起坐在街边的台阶上聊天，谈话当中，他变魔术一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塑料袋装的青稞酒，用嘴咬开，然后递过来——那是我喝的第一口青稞酒。 他便是白成，来野牦牛队前是治多县的一位藏文教师，还给县政府做藏文翻译。那时，野牦牛队内忧外患，白成也开始了借酒消愁的日子。 在格尔木完成1个星期的高原适应之后，我就搭上仁青和尕玛的吉普车，前往野牦牛队设在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边的哨卡。 一路上都是尕玛开车。尕玛来可可西里之前帮人跑长途货车，1个月至少能挣两三千块。他说自己来野牦牛队的理由一点都不高尚，只是想着这是一个正式的单位，干上一段时间能够转成正式工。在他的家乡，人们很看重这个。但他没想到的是，干了5年多了，还是临时工，拿着两百多块钱的工资，转正的事却遥遥无期，而他却感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了：“在山里看到它们，就像看到自己家养的羊儿一样，真的很心疼。” 晚上，发电机关闭后，帐篷里一片漆黑，周围寂静无比。仁青照例会讲他们反盗猎的故事。而我却总是走神，将小口径步枪放在身边，一遍遍地清点全部的40多颗子弹——什么时候会是我的第一次战斗？ 6月20日深夜1点多钟，仁青把我叫醒，他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盗猎分子！从帐篷的窗户望出去，我们看到了车灯的亮光，依稀有两辆车向卡子驶来。 仁青关照我说：“他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了，如果他们开枪，你就马上卧倒，不会有事的。”我反而开始害怕，想要给自己壮壮胆子，问仁青能不能先朝天放上几枪。仁青不让：“上坡再说。” 我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发现是虚惊一场——这些人和治多县地矿局签了合同，是要到可可西里捞卤虫的。 我只能选择离开 2001年3月2日，我听到了野牦牛队3位队员被抓的消息，他们分别是靳主任、吕长征和彬巴，另外还有当时没在格尔木的5位队员也已经被批捕，原因是1998年3月他们一起卖掉了94张藏羚羊皮。很早以前我就听到过这件事，当时，队员半年没有拿到每月210元的工资，于是，靳主任不经领导同意，作出这个决定，并将钱分给了那次进山的人员。扎书记知道这件事以后，马上电话请示了上级有关领导，经同意后在单位内部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让他们退回了全部款项，还罚了款。 无奈的是，我知道，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看，这几个队员确实是违法了…… 最后被捕的有9名队员，最可怜是他们的家属：彬巴、尕仁青、吕长征、扎西才让4个人都已经成家并且有一到两个小孩，除了他们的工资，家里再没有任何收入，一出事，家里就揭不开锅了。 彬巴不到1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又病了，肚子里长了东西，肿起好大，每天发烧，大夫诊断说要到海拔较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开刀。 这时我也身无分文了，只得向关注支持野牦牛队的朋友们发出了求援信，我将这些队员的处境和彬巴孩子的病情通报给他们。我的求援邮件被着急筹款的好心朋友公开贴在了网上。最后收到的捐款是10470元，给9名被关押的队员家属各送去300元之后，剩下7770元给孩子治病。我知道自己该离开了。“绿色江河”从成都派来的专职管理人员高兴到达保护站接替我的工作。 4月7日，我和彬巴的媳妇和孩子从队员们南郊住地一起出来，准备去车站的时候，家属们都出来送行，拿来洁白的哈达，戴在我脖子上。当时我心里的滋味到现在依然难于形容。 除了彬巴和扎江因另案被判刑以外，其他被捕的7名队员最后相继被判缓刑释放。除了靳主任退休以外，其余队员又都回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继续藏羚羊的保护工作。 （摘自《亲历可可西里10年》，有删节，三联书店2005年5月出版） 野牦牛队缴获的藏羚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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