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东平
依据各国领袖的病症,需要请哪些专家会诊医治,都由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保健局安排;需要用什么药品,也由他们提供
和前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曾容留了许多来自世界的尚未取得斗争胜利的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外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人,由于受到本国当局者的迫害或追捕,来到中国暂避一时。这种情况,是在那个时代国际共产主义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斗转星移,如今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
当年这些外国的共产党人来到中国后,都由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接待,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病患的医治。这些人大多数在其本国,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的还与中共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一
在中国居住得比较久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多,他们享受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的医疗保健待遇,也都由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而根据中央保健委员会内的分工,负责这部分人医疗保健工作的,最初就是力伯畏。
由于负责这部分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力伯畏时常与中共中央联络部内负责接待他们的外国处打交道。这些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比较密切关系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初在中国都处于秘密状态,不公开活动,有的甚至使用的是假的名字。
例如有一位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中国使用的名字叫柯生,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期住在中国治疗。力伯畏和他有着比较长时间的接触,但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后来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熟了,但受纪律的约束,力伯畏也从来没有打听过他的真实姓名。
力伯畏说柯生当年的住所就在靠近西皇城根北口的毛家湾,就是后来林彪的寓所,而此刻林彪的家还没迁进北京。力伯畏多次参加了对柯生的治疗,闲聊中他得知力伯畏的祖籍在福建,就对她说:“我们是亲戚。”力伯畏听他这么一说感到奇怪,这位外国人怎么和她成了亲戚。柯生接着说:“我的祖先也是福建人。”
二
在中共中央联络部接待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中,还有来自日本的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德田球一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力伯畏记得,有一次德田球一到体育场看了一场运动会,回到家里后突然觉得头疼,就打电话请力伯畏过去。
力伯畏随即赶到德田球一的住所,因为一直负责德田球一的医疗保健,她知道他有高血压的毛病。她到后就先给他量血压,发现他血压并不太高。力伯畏又让他各肢体动一动,做了神经科方面的检查,发现他的右手不如左手灵。力伯畏遂马上将检查的症状向有关负责人汇报,认为德田球一有脑出血的可能。德田球一随即被送进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由赵夷年、李生林大夫负责,直到他逝世。
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当年都住在毛家湾,一般他们有什么不适,都是打电话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力伯畏就到他们的住所去看,如果在他们的住所诊治不了,就带他们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
这些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常住在北京,但中共中央联络部也会安排他们在北京的郊区或中国的国内走动。每当他们外出,中央保健委员会就会派医务人员陪伴他们。力伯畏没有陪他们去过外地,但曾陪他们在北京郊区游览散步。
有一次,力伯畏陪德田球一去香山。登到山腰,已可以眺望附近的山丘。当时北京郊外的山丘绿化得不太好,光秃秃的,满眼的石头和裸露的土。德田球一就问力伯畏:“你们中国的山怎么尽都是荒山啊?”随后又说:“应该多植些树。”
三
力伯畏记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柬埔寨的共产党领袖,也曾来到中国做过诊断治疗,例如波尔布特。他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但他患有心脏病。
此外,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袖,也曾来中国治病或疗养。他们在华期间的医疗保健工作,也由中央保健委员会或中央保健局管。
到中国治疗疗养次数比较多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他在20世纪40年代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在中国的广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监狱拘押了一年多,结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他的两条腿,出狱时几近瘫痪,从此常受腿疾的困扰。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曾几度来中国疗养他的腿疾。他多数情况是在广东的从化疗养,因为那里有温泉,泡温泉对腿疾有一定的疗效。中国方面还曾派中医大夫孙振寰,用艾灸、点穴按摩等方法,为胡志明治疗腿疾。
像胡志明、金日成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来中国治病疗养,一般都自带医疗保健大夫,但中国方面还会为他们配保健大夫做陪同。依据这些领袖的病症,需要请哪些专家会诊医治,都由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保健局给安排;需要用什么药品,也由他们提供。相应的有关事宜,中国的卫生部部长都亲自过问,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保健局有什么事,也都向卫生部部长汇报。
(摘自《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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