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宗刚
一
作为1990年代以来颇为活跃的军旅散文名家,朱增泉中将陆续推出《边地散记》《西部随笔》《观战笔记》《天下兴亡》《战争史笔记》等著作。朱增泉的散文清正明朗,抱朴守真,不虚浮,无戾气,其家常化的叙事风格,融以大漠边关、风雪山林、戈壁高原、金戈铁马为主体的传奇军旅生活体验,汇成独有的审美特色和艺术魅力。将军本色,史家襟怀,诗人气质,性情文章;置诸当今散文园地,朱增泉的散文算得上是独一份:就文体看,像随笔,像论文,像通讯,像报告,像总结,更像小说、戏剧和诗歌——究其实不脱“美文”底色。无疑地,它们算不得纯文学作品,而是杂糅型、交叉性的,给读者带来奇特的陌生化效应,被公推为跨文体写作的成功范例。
但朱增泉散文的纰漏和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如,一些文本的内在品质不够纯粹、文体特色不够鲜明,部分篇章的文学性艺术性尚待强化;而行文中出现的一些舛误、硬伤等,亦不容忽视。兹列举如下。
二
《振长策而御宇内》写道:“司马迁有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他看来,秦始皇无疑是一位有大作为的帝王,但在诸侯纷争的局面下,要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大事业,秦始皇本事再大,仅靠他一代人的奋斗,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个历史使命的。司马迁在这里明确指出,在秦始皇之前,秦国就已经过了六代人的不懈奋斗,秦始皇是在‘续六世之余烈’的基础上,才干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事业。司马迁分析问题,往往入木三分,见解独到而深刻,这又是一个显例。”此处引文“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并非出自司马迁手笔,而是出自鲁迅称之为善写“西汉鸿文”的汉初文学家、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其下所引则为《过秦论》全文。可见,作者是把《史记》中司马迁引用的贾谊的文字当成司马迁自己写的文字了。接下来文中的“司马迁说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就是从秦孝公起算的。秦孝公抱负远大,司马迁对他评价极高,说他‘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此句中的两个“司马迁”,都应置换为“贾谊”才是。看来,作者在读史时还是流于粗疏,来不及认真消化就囫囵吞枣了。
《战争史笔记·三代秦王的宏图大略》写道:“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及至秦王(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后面接着又说:“司马迁在《秦本纪》中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不是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此处引文,仍然把贾谊的话错误地当成司马迁的话,且《秦始皇本纪》和《秦本纪》两处名称不一,应据实统一为《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是第一位详细论析秦帝国速亡原因的伟大史学家,他就此写下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史论名言。从司马迁分析秦朝速亡原因的字里行间,可以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太史公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心情,在评说秦始皇的大得大失。至于秦始皇的继承者秦二世,在他看来则已‘本末皆失’。司马迁的这种遗憾心情,突出地表现在他论述过程中提出了一连串的‘假设’。”(《秦皇驰道》)此处的格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并非司马迁原创。何况此处司马迁所转引的,仍是贾谊《过秦论》中文字:“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据此,说司马迁是“第一位详细论析秦帝国速亡原因的伟大史学家”,当属错误结论。
“秦始皇‘东向扫六合,挥剑决浮云’,开创了中国空前统一的大格局。”(《中国西部》)此处李白诗句引用有误,原句应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第三首)再如,“白骨,是中国古代军旅诗中的常见词汇。只消随便翻翻任何一本唐诗选,边关荒野间的战亡者白骨便俯拾皆是。如李硕的‘年年战骨埋荒外’……”(《长平之战》)这里提到的“李硕”应为“李颀”,系盛唐边塞诗人,该句出自其名篇《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寻访赵王城》中,“春秋时,东吴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子便指出……”此处“东吴”应为“吴国”,因“东吴”专指三国时期魏、蜀、吴之“吴”。
三
朱增泉的部分政治散文虽一气呵成,热情流畅,但限于种种原因,难见新的突破,和他那些挥洒自如的历史散文、边塞散文及国际题材散文相比,颇有不如。如以追思缅怀林则徐为主旨的《同庆毋忘告林翁》一文,之所以流于平面化和平庸化,乃在于缺乏新鲜的信息激活思维,如同公文报告般平铺直叙,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亮色和突破点,少了某种期待性价值。比之麦天枢、王天明1990年代问世的富于思想启迪和审美冲击、蕴含着丰富信息量的长篇纪实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相去颇远。此类应景之作,妨碍着作者由散文名家向散文大家的迈进。
毋庸讳言,愈是当下的、愈是与现实中国关系密切的军政名流,愈难评说。《彭大将军》历数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和军政地位,褒扬了彭德怀的赤胆忠心,铁骨铮铮。“长征是炼金炉,毛泽东是炼金师,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万里长征中炼得的金块之一。”句式的提炼颇似另一当代散文家梁衡,而无梁衡的苦吟雕琢;“抗美援朝战争,林彪生性狐疑,顾虑多端,托病不去。于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请彭德怀挂帅出征。”这样的评说,实属人云亦云的大路货色和公共言语,难见个体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彭德怀忠心对日月,赤胆照乾坤。……性格铁石其表,炽热其里。彭德怀为革命出生入死,征战一生,功勋卓著。”“彭德怀是中国第一号硬汉子,铁骨铮铮,铁面无私。”此类话语固然形象准确,却不免流于模式化、脸谱化、绝对化、片面化和外在化,未能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看不到人物心灵的挣扎与搏斗,血肉之躯应有的犹豫、彷徨、苦闷、压抑等多变的心理特征都被遮蔽了,说了等于白说。
文章总体看来更像是事迹总结,感情炽烈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通篇不脱溢美褒扬,缺了必要的深度思辨。其中涉及时代风云的评述文字同样显得缩手缩脚,驻足不前。这也许是朱增泉本人限于现实身份不便自由言说之故吧。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重复既有史料定论,冗于铺叙而缺少新见,缺乏超越情怀,是这类文章的通病和软肋。这当是一种先天性局限。至于写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统帅》,更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读来不出常人所思所想。这类政治散文,因了缺乏较为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主体视点与探索勇气,未能有效地开拓出必要的弹性空间。——相比之下,朱增泉那些国际题材的文本如“观战笔记”系列,总体上做到了展放自如,评说自由,不虚美,不隐恶,处理颇佳。
朱增泉还有部分篇章流于说教和训诂。如:“霍金现象说明,超越绝望,才使人生变得辉煌。”(《超越绝望》),这类文字,总体感觉是无趣大于有趣。写杨利伟的《飞天记》,也因偏于时效性而影响了文本的美学价值。《我惦记着两位西部士兵》写作者与两位转业回到偏僻落后的西部家乡的少数民族士兵夏拉和英扎的友谊,叙述自然,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浓郁。如写到两位战士提干后,第一次结伴回西部家乡探亲,夏拉回家在本村谈了一个对象,结果女方的姐姐也对夏拉一见钟情,表示愿意和妹妹一起嫁给他;英扎回家时哥哥已结婚,老人对他说,哥哥的妻子也是你的妻子。这样的闲笔,有趣而有力,读来解颐。文章着意于如何帮助少数民族战士接受现代文明、如何培养他们在部队锻炼成长,由此指出闭塞是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但文章的问题也正在于一味津津乐道于以汉文化和现代文明指导彝族同胞实行“人畜分居”、养成讲卫生的习惯等等,作者姿态的居高临下是毋庸置疑的,带有某种天然的文化优越感;在对问题的观照论述上则流于单向度和程式化,视角呆板,缺乏思辨,惟现代文明马首是瞻,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度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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