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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朔：我只会读书 | ||||||||||
| 2005-12-01 作者：谢湘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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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被评为影响台湾的两百个人之一，被称为“帮台湾读书的人”、“台湾新闻界最用功的人”。他，就是南方朔，一个自我期许为博学的“民间学者”的人。近日，他到大陆参加“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第八届年会，在其短暂逗留期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一头银发，有些稀疏了，态度是亲和的，像一个叔叔，记者去拍他的肩膀，他和蔼地笑笑。“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读书，读书让我很快乐，我读我写对别人或许会有帮助。”被誉为近代欧洲最好的知识分子波赫底厄的这句话，被南方朔视为座右铭，他说：“以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很自大，动不动就要以天下为己任，我们现在讲谦虚一点，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一个“通达”的人 记者：有一篇文章把你比作“入世的杂家”，你觉得这个比喻贴切吗？ 南方朔：不是很贴切，我觉得我是一个“通达”的人，各行各业的学术能够融会贯通，历史、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的我是在做一般的思想史，我研究思想史，更愿意被称作思想史家。 记者：你目前的兴趣点在哪里？在关注和思考些什么问题？ 南方朔：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我关心的，世界的变化，都会引起我的兴趣，引我用思想去分析，我做的就是当代事物思想分析。 记者：你的兴趣没有一个集中点吗？ 南方朔：没有，都是建立在普通逻辑上的分析运用，比如现代的，非现代的；全球的，非全球的；民族的，非民族的。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例子。 记者：你这些年一直在关注“语言问题”，出了六本相关语言的书，其中，《语言是我们的星图》曾被列入台湾年度十大好书；《语言是我们的居所》、《语言是我们的星图》获中国时报、联合报好书金榜推荐；《语言是我们的海洋》获2000年度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我想知道是什么触动你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你想通过研究告诉世人什么？ 南方朔：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文学，不管研究什么，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这在当代哲学中变成了一个常识，都要作语言概念的分析。 记者：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单纯地谈语言，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谈问题。 南方朔：OK，差不多是这样吧。谈任何问题都是从概念谈起，为什么要这样谈，这样说。比如大家喜欢用市场的概念来谈当下的问题。“政治市场”、“学术市场”，那是不对的，这些问题跟近代哲学、政治学虽然都有关系，但最终要回到语言，要把语言搞清楚了才能去继续探讨。 记者：在外人看来，研究“语言学”可能是件很枯燥的事，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南方朔：不会的，研究这个是很好玩的，当然纯粹“语言学”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有兴趣的。把每个学往语言学转，很重视语言概念，这个概念是切入各类事物的刀子。 记者：你自我期许为一个博学的“民间学者”，能给我讲讲你在这方面的表现吗？ 南方朔：我是一个读书人，做的事情跟一个大学教授一样。但我不在大学任职，不在政府、不在政党任职。我的声音完全表达的是我的心里话，我的思想，不被纳入任何派系，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民间的声音。活到我这个年纪，已没什么害怕的了。要说害怕，就是害怕写错文章，做错判断。 多读书，少上网 记者：你为什么至今还在用手、纸笔书写？是对高科技有恐惧感？还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坚持？你不觉得这一点落伍于时代了吗？ 南方朔：我是念生物化学出身的，对高科技我没有排斥和恐惧感。我很早就用电脑，但后来发现用电脑写东西越写越差，也就不用了。我看过很多书报杂志，不需要上网站上去搜东西。网站上的东西，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也容易给人片面的东西。所以我常说：资讯不重要，知识比较重要。我对年轻人的劝告是，多读书，少上网。 记者：你最奢侈的事情是买书，对吧？ 南方朔：对。现在的书很贵，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工具书。 记者：你有多少藏书？ 南方朔：没有具体的数字，我有4间房子，里面都是书。 记者：你是在强调读书要有目的？ 南方朔：不是目的，这个词不好用。要搞清楚，读书只为了读书，在读书中体现快乐，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没有目的。 记者：你曾说“读书也是一种‘虚荣之事’”，能够谈一下你可供借鉴的阅读方式吗？ 南方朔：那是在不同的脉络上说的，不能用虚荣这个词，这个词不好乱用，会产生误会。我读书的方式通常要做到三层。读完一本书后，把书关起来，问自己这本书在讲什么东西。然后自己能够回答得上来。第二步反省，我同不同意他讲的。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第三步，如果我来写这本书，会怎么写？每读一本书，都要求要做到这样。 本报特约记者谢湘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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