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萍(香港)
第一次见潘耀明是在柴湾某工业大厦《明报月刊》编辑部,1992年,他说话极少,这一点令我惊讶,因为按照我以往与内地文化界人士交往的经验,总编级人物都是口若悬河的,接下来又在一起吃了几次饭,他还是一句话只有三五个字,到点就埋单走人,说是赶着睡觉免得影响上班,你不禁要望着他的背影发愣。
据说女作家们最爱逗他,有一次开文学会,他进酒店房间去,几位女作家“嘿”的一声跳了出来,都穿着极少的衣服,闹得他面红耳赤,女作家们几乎要对准他的耳朵叫道:“说说看你当下在想什么?”他也只是不吭不哧,但想来他心下还是欢喜的,他对女作家们服务周到,这一点也有名,大家都说他属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型。
他对女人的气质最最敏感,一个有气质的女人,远在十米之外他都能闻出味来,当然,他只停留在出神的阶段,一有动静就要朝反方向逃走,他固守着“谦逊君子”风范,时代的风化症一点没有侵入到他身上去。
“人家跟我打交道,一开始都对我印象不深,时间久了就发现我的一些东西。”他曾自我分析地说,但那“东西”是什么,他也不加解释,我读他这个人还是通过他的作品,如用彦火笔名出版的《旷古的印记》、《生命:不尽的长流》、《人生情》、《苔绿》、《永恒流动的情感》、《鱼化石的印记》、《中国当代作家风貌》等等,约20种,他的内秀通过这些作品发泄出来,挥洒自如,他对人生的感悟,满纸都是作家的细腻雅致,这是一个香港不多见的有文学痴情的人。
“人生好像点燃的蜡烛,即便倾倒了,火苗仍然向上。”《牛虻》中的这句话他就经常提起,因为他自己就有过一段跌下又爬起的经历。那是60年代,他读中学,与人搞了个“豪志文学社”,但“文革”一来,这类活动变成反动,牵连他一个优等生找不到好工作,只有去某小报当“跑狗”版校对,他翻身是在1978年:转去《海洋文艺》任编辑,因而满足了文学瘾三年。后进入三联书店,一路做到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编辑16年,金庸邀请他到《明报月刊》任职总编辑,后又兼任明报出版社总管事务。在香港,作家手中都拿捏着一把事情的,他算是典型了。
他是个读书极多的人,有一年,他数了数自己的藏书,近万册,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香港,书和“输”既同音又同义,书既不是生财工具,又要占用尺金寸土的空间。“我是个地道傻子,如假包换。”他针对这一点说,他曾将饭厅的墙壁利用做了入墙书柜,又将一个大书柜放在平方数十尺的寝室,甚至洗手间,也成了书的天下。
说起他爱书的特点,还有一趣事:如果不是因为书,他不会由有产阶级沦为负资产阶级。话说有一年,他要搬家,买了一幢小别墅,但等入伙需要两年,便一直在旧居窝着,“如果不是想着一屋子书搬来很麻烦,我是会去酒店住。”他说。这一拖延便惹出祸来了,正巧当时香港楼价直线下跌,等他出售旧居,已是亏了八百万。
如今他还是碰见好书就买,捧回家东翻翻西翻翻,便像小骇子有了玩具,而喜不自禁。他读书和工作是相得益彰的,想一想,他曾于“三联”策划15套大型文库,光那工程就要读多少书?他读书还不能专精,要驳杂才好,因为他主管的“明月”本身就是一份泛文化杂志,所谓泛文化,就是什么事物都可以进入文化层面看待,社会现象或思潮都可以进入文化层面探讨,而不仅限于人文学术,这是他给“明月”的定位,他自己当然首先要打破学究气才行了。话说那年金庸请他出山,除了《明报月刊》总编辑又给他一个经理头衔,他悟出意思来了:除了办杂志,还要对它的销量负责,在他任下,“明月”销量大为攀升,这当然归功于他的市场眼光,他自称是当年留学美国,发现人家的出版管理和编辑思想很是灵活机动,也学了一些招数。
我就发现自己如果有什么问题,找他出谋献策还真是遇对人了,他的社会性也真是警觉,再加上有眼光,实在有别于一般书呆子,他可以将你的人生路向设计得头头是道,曾经我和他谈起这一点,他也说他自己是个敏感的人,对文学的敏感和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是互为贯通的。
我觉得也是,若非这样他也不会在媒体老总的位置一直坐着。
按照西方心理学家的分类人格有九种型态,我判断他属于第一型态“助人型”,而不是大部分作家都归属的“艺术型”。记得曾经一度,只要我给他打电话问近况,都听得他说家中有客人落脚,要忙着招待,这些客人大多是海内外人路过香港的,实际上,从70年代末以来,他就和海内外文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香港这个铜墙壁垒的商业社会,他那里还保留着一处中华文化的荫庇之所。
一位学人说,如果将香港文化圈比喻成梁山泊,潘耀明就是宋江式的角色,统领大家一齐上山干事,如今他任职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果真是在这个位置上。
潘耀明:笔名彦火、艾火等,曾做过香港报刊记者、编辑、主编。1985年获美国纽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明文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著有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17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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