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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正：不怕别人说我“老派” | ||||||||||
| 2006-04-27 作者：丁丽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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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香港的作家吴正先生，最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长夜半生》，港版名《立交人生》。两地不同的命名，一个是以记忆的长臂抬起一个时代，是“擦亮一根火柴，照亮一个时代”;另一个则意指人生如立交桥一般交错而无法沟通，是“孤独美学”。吴正先生近日在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刚一落座他就感叹：“一年里有起码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在沪港两地穿梭，上海是扯不断的记忆，太复杂了。” 曾把手稿埋在虹口公园 记忆对于每个作家乃至每个人都很重要，但对吴正的写作尤甚。 《长夜半生》中四个人物两对夫妇，已龄届中年。每一个时代都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刻下了不同形态的，难以磨灭的刀创斧痕。小说以记忆为承重梁柱，支撑起了这么个特色时代的整座舞台，然后再让一幕幕的人间喜悲剧在此上演。这部贯穿几个时代的小说只基于一个小小的支点，那便是作者关于1978年前的上海挥之不去的记忆。 吴正的写作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我1969年就开始写诗。那时候谁敢把心里想写的东西笔录到纸上？但我就是想写，忍不住，就写在小纸片上。到1978年，我已经写了22万字了。怕被人发现，就把手稿藏在一个33转密纹唱机的盒子里，埋在虹口公园。”翻看吴正的诗集，早年的诗歌都是只字片语。“因为我1978年去香港，我太太把那些诗歌抄在信里或剪成小纸片寄到香港。1979年她离沪赴港，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给我寄了4万字的手稿。” 1978年，吴正赴港时排在一百多号人的末尾，如何也跨不过边境线，被警卫视作“形迹可疑”。“这一步跨出去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百感交集。飞奔过去的都是广东赴港的务工人员。但我不一样，所以我这一步跨得很痛苦。上海，尤其是童年、青少年的上海，他的记忆是同我的生命同在的，永远也不会有一丝毫淡化的可能。我的写作只写和我生命痛感相关的东西。”到香港后由于事业、经济的压力五年内没有看书写作的可能，吴正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向报刊投稿。开始在香港遭冷遇，被人说落后于当时流行的诗歌。“但是北京的《诗刊》给我来了信，还敲了个红图章，虽说当时还未四审通过，但基本上算是给你肯定了。”1986年，《诗刊》港台专辑刊发了他的诗歌，同期的另两位诗人是余光中和洛夫。“人性的光辉本是透明而没有颜色的，但是透过时代的滤镜，人性往往被染上了那个时代的色彩。其实我很感激那段不能写作以及无法发表的时间，这段岁月可以说是一种准备。” 小说是饥饿的文体 吴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人》，有33万字，还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这部作品是完全写实主义的。这时候在我的头脑中还不能完全排除青少年时期所看的所有的写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给我的影响。”但在《长夜半生》里，记忆和现实犬牙交错，时间和空间轮回切换。“我们生活在现代，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从我们革命化的时期生活到今天，本身就有一个时空错位感时刻在困扰着我们，不是困扰着我一个人，是困扰着我们整整一代人。”有人称《长夜半生》有意识流的色彩，吴正打了个比方：“速写+素描+油画=印象派油画作品。诗歌+散文+小说=带印象派情绪的小说。”这就是他在新长篇中尝试的写作方法。 吴正称小说是一种饥饿的文体，它会吸纳各种文体为其叙述提供途径。“少年是诗，中年是小说，再老就是散文了。当小说渐渐退火为一种散文化的叙述形式时，它表示着作者已开始对跌宕起伏的现实世界的描述产生了厌倦。他的耐性与热情在消散，而理性思考的负荷在加重。” 我享受“慢”甚至“儍” 《小说，小说》是吴正写的一本关于其小说理念的小册子。当记者问到：“你总在书中说，小说要这样要那样，作家要这样要那样。你不怕现如今网络‘红小兵’们说你老派过时甚至有点‘傻’吗？”吴正大笑，早年还未出道时就已被自视甚高的港界文人喝斥为“落后”：“我不怕别人说我老派。” 《长夜半生》中也时常露出吴正的“老派”来，包括语言和叙述节奏的平稳以及他在《小说，小说》中提到的“一大社会题旨是对当今世界女权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对、反向和反问。”总“落后”于“流行”的东西，吴正有点享受这种“慢”甚至“傻”，就像他当年久久不跨过边境线一样，他也许是很“享受”的：“韩少功说‘我们傻故我们在’。他说得对。” 特约记者丁丽洁 相关链接 吴正 沪籍旅港作家。1948年9月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出版作品包括中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随笔、译著以及文艺美学理论等三十余种，共四百余万字。代表作品有《上海人》、《黑白沪港》、《坠入爱河》、《猎鹿人》等。历年获得来自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内外各种奖项二十余种。新近完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夜半生》，以几个人物心理世界的冲突和演变演绎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刻画了所谓“生活的断流”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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