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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之[香港]
从中南海传出强音，国家以“三农”政策置于施政的重点，破除中国历史上农村纳税的积习，农民可免交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可看到八亿农民的民困得以解除，对新农村的建设蓝图将显现，神州大地也可望有长治久安的治世、和谐的盛世。
毫无疑问，这是值得祝愿的新政之举。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政策要靠人去执行、贯彻，否则会“徒托空言”以误政。
从城市到广袤的农村，聚集的人群是缔造和谐的群体。以现状而论，社会道德呈败坏、贪污腐化呈恶化、以权谋私的现象严重，加之贫富悬殊、矛盾加剧，都影响和谐的构造，政府虽有反贪腐的决心，可是法律的惩治罔疏已久，严刑峻法的力度不强，因而效果不彰。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法治的盛世，汉唐时代为史家所称道，见于史篇。史学家、教育家研究所得，于著述中都认为是统治者以霸道糅合王道用于施政的成效。王道体现于儒家所重的伦理道德教育，也就是人文教育。以荀子的教育论证为例，他在《王制》篇说过：“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由于有“义”，社会才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义利之辨。墨子更认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则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义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义不苟和”，“义不容辞”、“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道德力量的影响。
以人为本，是现在引古而流行的政治术语；和谐，则是体现群体社会得以维系、稳定的目标。反观如今的人文教育，却被漠视、被搁置了。西化的浪潮、洪流引发的忧虑并非杞人之忧，而是冲击中国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足以令人忘义忘本了，也冲击以人为本的理念。
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重义是重要内容之一，要求公平正直，具有人格的尊严与自觉。所谓“慷慨赴义”，表现了崇高的正义感。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写了一部《伦理学体系》，其中提到“正义的义务”与“义愤”的行为，他指出：“义愤可以被规定为对一个人所遭受的非正义待遇的不持偏见的义愤，义愤推动我们站在受害者一边，推动我们去惩罚这种不公正行为的制造者。”
这提法正是中国向来赞许“见义勇为”的美德。在当前中国出现的维权事件，也正是符合包尔生所说的义愤的内涵。维权的律师群是为人民维护权利的，例如官权公然侵犯民营权益、地方官员任意侵占农田、逼迁民居以利私营别墅……等不平现象，上访无效，投诉无门，于是有律师不畏险阻，为他们维护权益代打官司，通过法律途径以求公道。但是这些维权律师却受到挫折，遭到打击。
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也是破坏和谐的严重因素。北京举行的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大会，已有代表委员发出呼吁，认为“抛弃传统文化是逆潮的，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道德”。义就是传统美德，揭示正义感，形成社会讲正义，讲公理，有维护正道的热情，和谐才可沛然成风。弘扬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并不是排除西方人文科学方面有益的成分，应如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倡导要有善于扬弃的精神，吸收为我所用，固本培元，达到和谐与交流。
看来，义的理念将是促进和谐，使社会和群体皆得其所的动力，人文教育应该亡羊补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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