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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耜(《海燕美文》主编)
把散文当诗一样写——这是杨朔披露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创作自白。这句创作自白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经历了迥然不同的接受命运:先是被散文界奉为创作的金科玉律，并由此催生了散文领域一度相当普遍的诗化倾向；后来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和诟病，认为它是僵化的散文观念，甚至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其实，现在看来，把诗意或诗性当成散文的灵魂和本质，要求所有的散文都与诗歌相通，固然有些简单、绝对和以偏概全；但从根本上否定散文中诗意或诗性的存在，则无异于限制和消解着散文的艺术魅力。事实上，迄今为止，依然有许多散文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辛勤而执著地追寻着浓郁的诗意和丰沛的诗性；而不少散文作品也正是凭借鲜明的诗意与诗性而别具风姿，卓然不群。可以这样断言，诗意与诗性永远是散文应当借助的重要审美元素，是一部分散文作品相对突出也相对稳定的艺术特征。
上海诗人林裕华新近推出的散文集《钱塘三章》，就是这样一部高扬着诗意与诗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以诗人所擅长的才思、感觉和笔墨，深切而灵动地讲述着自己与江南山水、沪杭风物“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命之缘，即:一方面放飞久蓄内心的感恩之情，精心描绘着给予“我”无限滋养和永久陶冶的大自然的山魂水魄，暮雨晨风；一方面打开久经历练的艺术心智，仔细咀嚼着“我”徜徉于水光山色和地灵人杰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而无论是大自然的种种画面抑或是内宇宙的般般体验，殆皆是相辅相成的物我双会和相得益彰的情景交融。正因为如此，一卷篇幅不大的散文作品，不仅把读者带入了奇姿灵韵，溢彩流光的南国佳境；而且透过这美不胜收的南国佳境，浮现出作家特有的诗意栖居和诗性写作的潇洒身影。
赏读《钱塘三章》，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中作为成功人士的林裕华，似乎总是保持着仪态的从容与优雅，心境的舒展与安详，目光的温馨与澄澈。所有这些同作家一向从事文化评估和艺术传播的职业相叠加，再与作家由衷喜爱音乐、美术和文物收藏的性情相整合，便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文化磁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作家的散文创作，避开了商业时代的都市喧嚣与感官享乐，而呈现出一种纯正、浪漫，甚至有些唯美的艺术向度。即:坚持从真切、细微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敏锐捕捉和发现社会与心灵的诗性，去热情拥抱和讴歌自然与风物之美。请读读《一江潮声出钱塘》吧。这篇作品用灵动的感觉、奇妙的想象，以及不断调整变幻的艺术视角，不仅写活了钱塘江的风姿、声响与气韵，同时也展示了与这一切交相辉映的艺术创造的文采风流，从而完成了钱塘之美的整体写意。同样，《竹边墨香生板桥》一文，由作家生命里的恋竹情结说开去，并自然引入清人郑板桥笔下的墨竹风骨，然后做紧扣竹子形象的心灵抒发，于是，一种坚韧而高洁的精神向往沛然而生。如果说以上作品主要是对自然之美的采撷，那么，一篇《为我打字的来沪务工女孩》，则是对社会生活之美的聚光。这篇作品将艺术瞳孔对准一个开打字复印社的女孩，通过几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就勾画出了她热情、聪慧和善良的天性，特别是凸现了她心灵深处那份因诗而生的光彩和美丽。至于《到诗里来》《西湖夏夜遇琴音》《历史在翘首案上触摸》等直接取材于文化生活的篇章，更是承载着的火热的诗心与浓郁的诗情，挥洒出强烈的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美感。毫无疑问，如此这般的艺术取向，出现在当下这样一个物欲弥漫而又粗鄙流行的文化氛围里，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包含的来自作家的精神自由和艺术定力，值得做充分肯定。
同作家表达诗意生存和诗性体验的整体追求相协调，收入《钱塘三章》的一些散文作品，特别注重借鉴诗歌创作中每每出现的意境手法；或者说它们很善于通过酿造优美、丰饶的艺术意境，来提升文本的格调和增强画面的美感。譬如，《冬日西湖雨中》一文，由明末清初张岱所谓:善游湖者，当在冬日，当在雨中说起，随即过渡到作家自己在黄昏时分雨中游湖的情景。其中雨雾里的湖山、园林和堤柳等等，同作家邈远的思绪和鲜活的感受相交汇、相生发，顿生一派诗情画意，让人做不尽的回味和遐想。相比之下，《杭州的巷子》的意境创造，更见新颖和奇绝。这篇作品开始先引用了作家自己的一首诗，然后骤然推出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就在我收回湿漉漉的目光时，我惊喜地发现，有一位先生打着伞，单独从一幢老房子里走了出来，那会是诗人戴望舒？我看到了压在雨水之上的那一抹脚印，还听到有一首诗在雨中呼唤。我轻轻地提起脚步，走向老房子，我看清了门牌，是8号，这不正是戴先生童年和青年生活过的天地”，接下来，是作家对“雨巷”氛围亦真亦幻的体验与咀嚼……这时，戴望舒诗里的意境同作家设置的散文意境，已经合二为一，它们彼此生发和相互补充，从而把杭州巷子的典型氛围，表现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贻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当然，散文的诗意追求和诗性表达，最终还将浸透到作品的语言层面，即通过叙述过程的积极修辞而加以直观化和具象化。在这方面，《钱塘三章》也不例外，它对散文诗性语言的营造，至少有两点显得很突出:第一，作家比较喜欢使用诗歌的通感手法，来打通和激活自己、当然也包括读者的感官功能，其结果是有效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第二，作家在散文化的语言叙事中，注意适度保持了诗歌语言的跳跃性和意象性，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写意化特征和陌生化效果。关于这些，我们读《钱塘三章》里许多篇章，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此处就不再详细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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