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英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歌曲《渔光曲》的词作者安娥(1905-1976),曾作为战地记者,于1940年初,同史沫特莱(1892-1950)同吃、同住、同采访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她俩尽管年龄相差不少,而且一个是中国女作家,一个是美国女作家,但共同的反法西斯意志、热忱和智慧,却让她俩相识、相知……
五战区的初次相遇
其实,安娥和史沫特莱的首次相遇,是在1939年12月,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安娥当时接受五战区政治部之邀,以《广西日报》特约记者名义,和姚雪垠一起报道他们在鄂北地区的冬季攻势。而史沫特莱则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和红十字会身份,从安徽、河南前线来到了五战区。
开始,史沫特莱的“执拗”令安娥吃惊。那些日子,姚雪垠沉浸在军内一位钟姓秘书自述的恋爱故事里,并扬言一定要把它写成小说《戎马恋》(后来,《戎马恋》果然问世,该作又名《金千里》)。而史沫特莱激烈地反对其中对教会医院院长的描绘。钟秘书在治病过程中,同襄阳一家教会医院的护士蕙小姐坠入爱河,蕙小姐在钟秘书动员下,决心离开医院奔赴前线部队服务,而医院院长不仅对这场恋爱给予制止,还在蕙小姐决意离去后,带领白衣姊妹们祈祷,以避免其他护士同样走上蕙的路线。史沫特莱认为,院长为中国伤兵员出过很多力,决不能抹煞她对中国抗战的献身和服务的热忱。假如按钟秘书的“片面之词”写出来的话,那么,对于中美邦交会有损害。这场战地爱情,似乎涉及到中美关系,史沫特莱非要安娥在她面前表态,开始,安娥回答,“我很难判断”,史先生不满意这个回答,并再次举例力辩说“并无此事”。安娥只得安慰史先生,“也许事实不如钟先生所说的”。史沫特莱这时,才收敛起怒容化为笑容。安娥被史沫特莱那种对朋友的真诚而“十二分感动”,史先生的执拗,正呈现了她那率真、豪爽和热情的性格。
史沫特莱、安娥、姚雪垠、还有史先生的翻译方先生,他们时而分散、时而集合,他们的联合采访总是愉快而默契。但安娥身体太差,很快因吐血病倒了。
在大洪山共同跋涉
不久,自称“苦难的征人”的安娥,休息不多日,又重返五战区。1940年1月9日那天,史沫特莱从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那里,得到了签署好的、前往新四军驻地的“通行证”。于是,两位战火中的“海燕”(豫鄂纵队战士们对她们的称呼),转天就起程,一起跋涉大洪山,飞往鄂中革命根据地、鄂中前线。此时,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张参谋,正好来到这里来送交日本俘虏;他也受命于纵队领导,要把这两位珍贵的客人请到鄂中去。
大洪山是楚北天下第一峰,风景绝美。但安娥和史沫特莱顶着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跟随张参谋赶的却是一条攀藤拔棘的山路,就算骑上一回马,也总会因为石滑路陡而跨下马来,一步一步地挨着前行。她俩和张参谋带领的小分队,绕着大山整整兜转了3天,才抵达新四军的地盘——京山县。一路上,有人把安娥和史先生误认为是“日本女俘虏”,那时,老百姓对民族“脸谱”的辨别力不强,而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史先生,就更加感到好奇和异样了,纷纷提出她“是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然而,史先生一直坦然地同小分队战士们、乃至相遇的老百姓们亲切相处,她不是为小战士涂药治伤,就是用自己的手巾、香皂,给老百姓的孩子洗手。安娥呢?她喜欢抓住所有机会同人聊天,捕捉信息。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她,总会在细微处发现说话对象的真实身份,比如,她敏感到一个“黑衣人”一直沉默寡言地紧跟着她们。他说他是“带路的”,但安娥断定“黑衣人”是“便衣探”,同他交谈后,还发现他的“政治水平不低”。
1月12日,史沫特莱一行经过了好几个哨卡,夜晚,终于抵达京山八字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首脑机关驻地。
在挺进纵队联手采访
史沫特莱和安娥来到鄂中,没有停驻于挺进纵队司令部机关,相反,近3个月时间里,她们的足迹遍及京山、安陆、应城、汉川等县的山地、平原和湖区。每到一处,史沫特莱总是讲啊说啊,而安娥总是问啊记啊,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帮助下,她们不仅受到鄂中革命根据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两人的采访还都结成了文学果实——史沫特莱闻名于世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再访游击区”,和安娥的日记体采访纪实《五月榴花照眼明》。
在她俩的作品里,都呈现了纵队领导——李先念、任质彬、朱理治、陶铸等的生动身影。她俩还一起采访了传奇英雄许金彪,许金彪在长征中断了一条腿,回到老家湖北孝感休养一段时间后,单枪匹马地组织起游击队。李先念收编了他的抗日队伍,从此,他的团队成为了纵队的一支“常胜铁军”。许团长总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获取胜利,他的先声夺人、胆大包天,让日本鬼子不敢贸然地进犯他。史沫特莱对许团长种种冒险的军事行动表示惊讶,乃至质疑,但也正是这种“胆大包天”,使她在后来的采访中,懂得了中国游击队的脾性。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还找了个“中国儿子”盛国华。15岁的小勤务员盛国华,极其真诚地对待史先生和安娥。史先生被围观时,他会大声地向人们吼叫:“她没有一双猫眼!她是女的,是我们的美国朋友!”他还会拉起史先生的手,告诉大家:“看看她这带绷带的手,她的手是在端一锅热开水要给一个伤员洗澡时烫伤的。她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妈妈!”在一次公路遭遇战中,盛国华因同史沫特莱走失,把他急得像丢了魂一样。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史先生,在她行将离开纵队的时候,她向李先念司令员提出,要收养盛国华做她的儿子。安娥则同情他的身世,欣赏他会看星星、识风雪的本领,更敬佩他负责、诚恳、勇敢、努力、有礼貌等好品性,不仅常送些日常用品给盛国华,还教他识字学文化,甚至同史沫特莱一样,想认他为子。后来,安娥把盛国华送进了宣传队,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史沫特莱和安娥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鄂中革命根据地的报道,不只留在了她俩《中国的战歌》和《五月榴花照眼明》等作品里,更留在了挺进纵队的老战士们的心中,留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史册里……
图为安娥(右)与史沫特莱(左)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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