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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钱钢的报告文学作品《唐山大地震》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关注，作品“讲真话”的品质让世人认识了“真实的唐山大地震”。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自然灾害，以及眼下同名电影的热映，再度唤醒人们对34年前唐山大地震的集体记忆。在日前推出的新版《唐山大地震》扉页上有这样几行话:“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有人说，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唐山大地震至今依然“余震”未止。仔细想想，“余震”又何止仅仅震荡于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对整个民族，对所有血肉相连的中华儿女，在行色匆匆中回望和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
8月10日，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钱钢做客上海市作协“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讲述24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成书过程和34年前自己在地震现场的亲历。从“文革”时“红小兵”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说是唐山大地震，让自己“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深刻变化”，“对我个人来说，灾难就是一所学校。唐山地震的采写是一次深深的耕耘，它让日后的播种有了可能。我的一位好朋友曾说过一句话:‘今天是行色匆匆的时代，我们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有时候忽然就记不起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走得再快，再远，也不要忘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从1966年走向唐山大地震现场，中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个过程里经历过一次灵魂的变化”
在演讲过程中，钱钢并未以“1976年7月28日”作为时间起点，他从1966年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一张照片说起:
这是1966年我到北京时拍的一张照片，其实里面的细节很容易明白，那个年代物质贫乏，像我这样一个算是干部家庭出身的人，穿的裤子是用布接过的，但是一脸的革命，一脸的虔诚，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从这里走向唐山大地震现场，中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个过程里边经历过一次灵魂的变化。
我跟上海有非常深的渊源，在我还不足16岁的时候就来上海当解放军了。我的书包里除了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一本文学启蒙读物，我最喜欢看的书是——《革命委员会好》。在“文革”期间有一个特殊现象，有些文学杂志恢复了，编辑部除了职业编辑，还有工农兵编辑。我被借调到《朝霞》杂志。1975年底，《朝霞》杂志搬进上海作协。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那种精神状态，总的来说对那个意识形态是接受的，对《朝霞》所宣传的东西是接受的。
在这种状态中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向领导提出去唐山组诗歌稿。8月1日，我到了虹桥机场，一架架飞机运的都是尸体袋，正飞向唐山。管理人员不让我上飞机，说一个人去那里太危险，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跟上海医疗队去了唐山。在去唐山之前，母亲让我去唐山找一个她的老朋友“蒋叔叔”。
因为蒋叔叔是唐山市民政局长，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特别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作为他的工作人员参与护送孤儿出灾区。后来很多人问我，在整个唐山经历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我印象最深的是火车站，当年的火车站成了一片废墟，我们就是从这里送一批孤儿到安全的地方。大清早，朦朦胧胧的，在火车站广场乱石堆上你看到一片蓝色，所有小孩都穿上了发给他们的蓝色新衣服，胸前别着白布条，写某某名字，某某村，没有别的东西。我当时有点担心，都是那么小的孩子，布条又别得不牢，万一被一阵风吹跑了，将来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就永远没有个人的信息了。一路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逗孩子们玩，避免他们情绪波动。天黑时火车开进了石家庄，锣鼓喧天。蒋叔叔很懂人情世故，就跟所有人员讲不要跟小朋友说再见，赶快偷偷走，一天的接触，小孩子其实已经把你当作亲人了。
对于我这个写着革命英雄故事、写着革命诗篇走出来的文学青年来说，在1976年是不可能写出《唐山大地震》的，完全不可能。我虽然看到了那些人性的故事，但其实并没有完完整整地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这个灾害。“文革”结束时，我也批判四人帮，可我批判“四人帮”的语言却完全是四人帮的语言。
“什么叫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们追随着那些报告文学的先驱者往前走，走的路是什么呢？一个是回到人的本来面目，人性，一个是到达职业的底线，讲真话。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对于钱钢而言，1986年能发表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除了在唐山大地震现场的亲历，还有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氛围，及报告文学先驱者们带给他的影响:
什么叫1980年代？那个时候是怎么一种状态？我说那是一个狼吞虎咽的年代。就在那个年代，“报告文学”出现了。《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等等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了，呼唤人道主义、披露历史真相、揭露现实问题。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人文自由。
1984年，《解放军文艺》编辑对我说，再过两年就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我们写一个报告文学《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题目的重点当然是“新生”。我重新回到唐山采访，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受过新闻训练的记者，心目中又有那么多报告文学的偶像。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回来我就跟编辑说我能不能只写“毁灭”。我们一拍即合。
1986年3月，《唐山大地震》首次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一本文学杂志只发一篇文章，这也是当时《解放军文艺》编辑的狂妄之举。当时这本书出来引起人们关注，第一次披露了那么多的事实，“告别神话、假话、讲真话、说人话”这是最基本的。不久，《唐山大地震》出版，定价1块3毛5，很简陋。其实，《唐山大地震》在1986年的发表遇到了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口，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我碰到了一个时间窗口，这个作品出来了。
1980年代，我们追随着那些报告文学的先驱者往前走，走的路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回到人的本来面目，人性；一个是到达职业的底线，讲真话。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我曾经跟媒体说唐山地震的采写是一次深深的耕耘，它让日后的播种有了可能。
“对于灾难，我们不能止于悲哀，要把悲哀变成行动”
在演讲现场，面对观众的提问，钱钢明确表示，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书。他说前几天他在杭州作演讲时，有个小朋友拿着他的书让他签名，他“很高兴，倒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了不起，只是说这本书是真实的，这本书对得起那个年代，其中所记录的东西，我问心无愧”。
“现在的作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必须适应这个网络时代，电玩一代，手机短信一代，微博一代，你得适应他们，如果不适应，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年轻人永远不看书，误会就会永远存在。”今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34周年的前一天，钱钢在自己的微博上一连发了24篇《唐山大地震》的片段。“一条微博140个字，我发24条，将书里边内容摘出来，加在一起3000个字。”他担忧的是，如果年轻人只上网，只看电影，不看书。日后他们所知道的唐山大地震都将只是电影中的。“对于灾难，我们不能止于悲哀，要把悲哀变成行动。”
“对我个人来说，灾难就是一所学校，今天讲的是24年前书的成书过程和34年前的亲历。我想起一位好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今天是行色匆匆的时代，我们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有时候忽然就记不起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走的再快，再远，不要忘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本报记者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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