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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
宗仁发 1960年生于吉林辽源，从事文学工作近三十年。著有诗集《追踪夸父》、评论集《陶罐路灯纪念碑》等。现为《作家》杂志主编。
像那些刚刚入门的文学青年一样，当我踏进由各种文学杂志所构成的文学世界时，是只知道杂志，而不知道编辑的。这和一个才入道的美食家，只知道哪家酒店的什么东西好吃，却不知道厨师是谁，是同样的道理。
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读硕士，从和朋友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先锋文学重镇的《作家》杂志，是由宗仁发主持的。据说，宗仁发有个特点，你给他寄稿子他从不给你回信，但可能就在你绝望之时，会突然收到他寄给你的一本杂志。当你以为这是他为了安慰你而在退稿的同时出于好心寄给你的一本杂志时，却又突然发现，目录上赫然有你的名字。这种让人心跳的过山车风格，正是我想象的那种先锋文学的编辑的做派。可遗憾的是，直到毕业离开南大，我也没能向《作家》投一次稿。
1994年我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在那里，我除了一个人在四处都还是田野的闵行校区写作之外，就只能通过定期到图书馆去翻阅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学杂志来维系我对文学的热爱和想象。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认为多少有点先锋色彩的小说寄给了《作家》。
和我之前听到的传说不同，《作家》的回音快得超乎我的想象。稿子寄出后不到一个星期，时在《作家》当编辑的李修文就告诉我，宗仁发让我再寄一篇小说给他，并写个创作谈。他们准备在《作家》上给我发个专辑。这个结果让我惊喜不已。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小说居然得到宗仁发先生的认可。
半年后，我们终于在上海见面。茶余饭后，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让我好好写，有稿子继续支持《作家》。
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三部长篇都是在《作家》上发表的，更不用说众多的短篇和随笔以及评论文章了。平心而论，我的那些小说并不是篇篇都好，但宗仁发明明知道，也从不介意。开始，我还以为是宗仁发的性格所致。事实上，他的文学口味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与其说他一直比较关注先锋文学，还不如说他所坚持的是某种先锋文学的精神和理想，那就是，在首先坚持并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同时，始终注意文学的新变。
宗仁发有一种不为常人所知的、作为一个好编辑的、更深的襟怀在内。几年前的一天深夜，我的朋友、作家海力洪惴惴不安地告诉我，他前几天刚寄了一篇小说给宗仁发，现在发现有失水准，他想托我转告宗仁发，他要撤回这篇小说。于是，我拨通了宗仁发的电话。宗仁发谈稿子从不遮遮掩掩，他坦率地对我说，海力洪的这篇稿子没有反映出他的水平。我正准备把海力洪的打算告诉他时，他却话锋一转，让我转告海力洪，他已经把这篇小说发排在下一期《作家》上了。
听到他的这番话，我非常吃惊，我很难理解他的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言行。我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犹豫了一小会。才对我说，作为编辑，他接受一个作家的方式就像接受一个朋友。其实，一个作家，有状态好的时候，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想了想，但却什么也没有说。事实上，我也说不出来什么。
十多年前，《收获》的程永新在回忆自己的编辑历程的文章《如果可以重新选择》里，曾谈到他的理想，那就是做一个大编辑，不仅具有古道热肠，还要真正热爱文学。
要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编辑，宗仁发就是这样的大编辑。现在，好的编辑就像那些古老的手工艺人一样，变得越来越少。各种名目的批评家们已顶替作家跃居前台，成为文学的代言人和化身，作家渐渐成为幕后工作者，而编辑更是退居到了不为人所知的角落。一些新的编辑也早已不需要对文艺作品的洞见，要的只是对文学市场的读者流行口味的一点点肤浅的把握能力。用程永新的话来说，他们对文学已无热情。当然，更不要说对文学的那种“从血管里流出来的热爱了”。
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作家和批评家在守护着文学的品格，而是这些大编辑们在坚守着阵地。
所以，需要他们的不仅仅是我们，而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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